人物简介
朱通伯（1918—2011）1933年在上海入读同济附中，1943年在四川宜宾李庄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随后在安顺军医学校、贵阳图云关陆军医院等单位服务数年，救治负伤的抗日官兵。1953年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骨科主治医师、副教授。1955年随同济医学院迁往武汉，先后任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副教授，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骨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华外科杂志》编委、《中华骨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湖北分会主任委员。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主编的几部骨科专著是中国现代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几代骨科医生的重要参考书。因对中国现代骨科学发展过程中实践和理论的贡献，他被同行公认为“我国现代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父亲去世多年了，缅怀他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治丧期间难忘的一幕。
那天到武汉协和医院我家吊唁的人群中有一位七十开外、衣着简朴的清贫老者。他来到父亲遗像前跪下，连磕三个响头。这个举动令我家人吃惊不小，大家赶紧扶他起来，为他倒茶让座。这位老人说，他是个退休工人，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为右膝关节患病，到协和医院来住院治疗。当时主治的骨科医生说他的病很严重，非开刀不可。因病情疑难，科里医生就把文革期间已从主任位置上靠边站了的“反动学术权威”朱通伯叫来会诊。朱教授仔细分析了他的病情后，说不必开刀，并亲自安排了对他的治疗，他只花了几十块钱就病愈出院了，右下肢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几十年了，他一直没有机会来向朱教授道个谢，心里很过意不去。这次看见报纸上关于朱教授病逝的消息，一定要到朱教授的遗像前磕个头，还自己的一个心愿。
不久后，我们又读到《健康报》2011年4月29日蔡静的纪念文章《朱通伯——能不开刀就不开刀》。文章说：
“今年元宵节晚上，我随手翻阅着当天的报纸。突然，一行黑体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我国骨科奠基人之一朱通伯辞世’。惊悉噩耗，我悲痛难耐，二十年前与朱教授结缘的一幕幕即刻浮现在眼前。那是在1990年，我的左腿膝关节红肿，腿不能自主伸曲，无法承重和行走，在宜昌一家医院骨科入住后，经化验、影像检查以及各科会诊都未能找出病因。……科主任结合我的极度消瘦和剧烈疼痛，判断为左膝关节滑膜肉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尽快高位截肢加化疗，否则连命都保不住。为慎重起见，医院联系到朱通伯教授前来会诊。…… 年逾古稀的朱通伯教授坐车颠簸了七八个小时，顾不上休息就径直赶到我的病房。他认真地听取主治医生报告我的病情，仔细查看了所有病历资料，反复比照几张不同时间拍的X线片，最后指出我膝关节内的云雾状阴影是出血，其后出现鹌鹑蛋大小界限分明的阴影是出血逐渐钙化的结果。记得当时，朱教授来到我的病床前，慈祥地对我说：‘不要紧，你这个病是损伤性骨化性肌炎。不用害怕，安心休养就好。’此次朱教授为我会诊，当地医院的医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大家围在他的身边，看他检查病人时如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最后，朱教授说：‘这个病不危及生命，不用手术。’遵照朱教授的治疗方案，我二十天后便出院了。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让病人少痛苦、少花钱，朱通伯教授一生都在倡导‘小夹板’治骨折。他的口头禅‘能不开刀就不要开刀，能开小刀就不要开大刀’，和他的医术一样值得称道。…… 作为新中国骨科的开创者之一，朱通伯教授从医、任教逾半个世纪，桃李遍天下。成为学术权威的朱通伯教授，总是尽量为病人寻找最佳的治疗方法。”
病友发自内心的悼念令我想起父亲的一生。
家学渊源
朱通伯1918年生于上海，籍贯江苏无锡，是北宋学者朱长文的第28世孙，祖上世代诗书传家。他的祖父朱世基是前清光绪十三年（1887）贡生，伯祖父朱厚基是咸丰十年（1860）进士，堂伯祖父朱福基是同治四年（1865）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湖北主考官和山西学政。
朱通伯的外祖父李洁（1868—1896）是光绪十四年举人。外祖母秦洧（1871—1954）是北宋词人秦观之后，晚清无锡经史名家、秦氏书塾董事秦复培的长女。朱通伯的母亲李亚芬（1892 -1969）和舅舅李国伟（1893 - 1978）姐弟俩幼年失怙，家境清寒，发蒙于她们祖父李镇华的私塾。李镇华是同治元年贡生，一介寒儒，清末无锡城里德高望重的学者和私塾先生。祖父去世后，姐弟俩一起到上海求学。李亚芬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及务本女子师范，是清末民初中国第一代兼受中西文化洗礼的知识女性，中国第一代现代教育女教师。
李国伟1915年毕业于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唐山路矿学堂土木工程专业。在担任陇海铁路工程师时娶荣德生长女荣慕蕴为妻，1918年加盟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民族工业集团——荣氏集团，负责到汉口创办福新第五面粉公司和申新第四纺织公司(简称申四福五)。抗战期间，李国伟组织申四福五员工将机器设备迁往宝鸡、重庆等地，为保障抗战大后方的军民生活物资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荣氏集团赖以发展壮大的支柱人物、民国年间中国民族企业界翘楚。
朱通伯的父亲朱箓（字觉卿，号见良，1888–1962）和伯父朱进（字进之，号达善，1886—1922）弟兄两人1910年7月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清政府学部举行的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考选，与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共70人从全国各省挑选赴京的400多位考生中脱颖而出，被录取为庚款留美学生，是年8月同船离沪赴美。兄弟俩1913年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到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业。朱箓习数学，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朱进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兼修社会学，与马寅初同门受业于经济学家塞利格曼（E. R. A. Seligman），1916年获得博士学位。朱进、朱箓于1916年8月离美返国。朱箓回国伊始在南京的江苏第一甲种农业学校任教，以后在上海教了一些年书，曾任常州中学校长。
朱进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前身）商科教授。他的专著《中国关税问题》是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对外贸易的经典之作。清末状元、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读了该书后推崇备至，欣然为之作序。该书英文版《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备受国际学界注目，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美国国会、英国剑桥以及中国、德国、澳洲、新西兰等共220个图书馆收藏。
朱进是最早在中国宣传合作互助思想的人之一。他认为，当时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及金融制度只为少数有钱人服务，没有为大多数平民百姓解决困难，可以借鉴德国的合作制度改善平民经济。他于1919年8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促国民设平民银行》一文，并在《新教育》、《申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倡导推行平民经济，帮助民众树立并增强“自助自治之精神及能力”，“由平民经济而达平民教育及平民政治之目的。”他在载于《申报》1919年8月23日的“为设立平民银行事上张季直先生书”一文中说，今人都说国家富强靠的是实业与教育，却不知国家富强的基础主要并不在大规模企业集团与高等教育，而在于平民经济与平民教育。“平民占国民之大多数，平民而富国之富也，平民而强国之强也。”这一见解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不失为警世之言。
朱进不仅是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也在民国前期的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卓具影响。 他1917年的译著《伦理学导言》在处于新文化运动前夜的中国思想界受到高度重视。
1918年底朱进与南高师的郭秉文、陶行知、刘伯明，江苏省教育会的沈恩孚（沈信卿），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陶孟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余日章等中国教育界一代先贤合作发起成立“中华新教育社”。1919年朱进与上述人士一起策划运作邀请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朱进的《教育与社会》一文及刘伯明、胡适、蒋梦麟等撰写的几篇文章发表在《新教育》上，宣扬开放的文化观念和现代教育思想，启迪民智，为杜威访华做了思想准备。
1919年9月中华欧美同学会在上海成立，唐绍仪、孙中山、吴稚晖、伍朝枢、宋汉章、宋子文、陈光甫等各界一百多人到会庆贺。各省代表推举蔡元培任会长，朱进任总干事。朱进坚辞未就。1920年春，朱进在江苏省教育会的学术讲演会作“平民经济问题”、“国际贸易问题”、“商约改正问题”等经济专题系列演讲。其他演讲人有当时社会贤达、学者名流蒋梦麟、汪精卫、陈独秀、戴季陶、张东荪、廖仲恺等人。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朱进是在上海参与接待的主要中方学者之一，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
1921年朱进作为主要成员之一与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黄炎培等15人共同规划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财经类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
因“尽瘁于教育实业”，朱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2年底去世，享年仅36岁。《申报》讣闻谓之“终日辛勤，办事而外犹复研究学问，孜孜不倦，盖即病之所潜伏也。及至卧病，医者谓已无望，而博士仍于床笫间日手一篇，或批阅报章。友人每劝以少休，彼曰，学问我所至爱者也。博士家本清贫，专恃教授为生，所积无几，亦已尽费于医药。所遗子一女二，又皆幼小，身后萧条，殊为可悯。想全国人士，定当同声哀悼也。”
流亡大学
伯父的英年早逝和当时民众缺医少药的状况，使少年朱通伯萌生了将来做医生、治病救人的志向。1933年夏朱通伯在上海考入同济大学附属中学，1937年夏考入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当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侵略炮火把位于上海市郊吴淞镇的同济大学校园夷为平地。新生朱通伯与同济师生被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大学生活。他们离开上海长途跋涉，向西南内地迁徙。同济师生们时而步行，时而乘卡车，时而坐木船、轮船，边撤退边上课。沿途各地乡镇的祠堂、衙门、庙宇成了他们的宿舍、课堂和实验室。
同济师生途经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贺县、越南河内，历尽艰辛于1938年底到达昆明。到昆明后，由于从全国各地迁到那里的学校和各类机构太多，同济大学找不到集中的房屋充作校舍，又因日寇加紧了对滇缅公路和昆明市区的狂轰滥炸，师生们几乎天天都要躲避空袭。同济大学不得不再于1940年9月从昆明迁到四川李庄。
从医生涯
1943年朱通伯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因为抗战的需要，他和当时许多医学院毕业生一样被国民政府征调到军医院，先后在贵州安顺军医学校、贵阳图云关陆军医院等单位工作了几年，参与救治从抗日前线转移到后方的伤员。
安顺军医学校的前身是位于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医学校。中央陆军军医学校是战前中国唯一的一所军医大学，它拥有很多当时最新的医疗设备。南京沦陷后，中央陆军军医学校于1938年迁到贵州安顺。由于搬迁组织得当，辗转到安顺时设备未受损失。
当年的贵阳图云关集聚了当时极具规模的战时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和陆军后方医院。来自国内外的医护人员及工作人员在这里对从前线运送来的成千上万伤病员进行了良好的治疗和护理。世界各地援华的成千吨医药物资经此源源运往抗日前线。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安顺和图云关奔赴抗日战场。在贵阳图云关陆军医院工作期间，朱通伯有幸师从中国现代骨科鼻祖之一屠开元先生。从那时起，直至1955年随同济医学院从上海迁往武汉，朱通伯在屠开元的指导下，工作了七八年。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9月，朱通伯在贵阳图云关与同济医学院校友、时任放射科助教、住院医师颜小琼结成了志同道合的终生伴侣。在他们以后的医学生涯中，骨科医生朱通伯和放射科医生颜小琼在彼此的工作中互相给予了很大帮助。
1948年朱通伯和颜小琼离开贵阳图云关陆军医院，到上海江湾的国防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中国放射医学奠基人之一荣独山先生当时是那里的放射科主任、教授。颜小琼继在图云关之后再度在荣独山指导下工作。
1949年春国防医学院迁往台湾，朱通伯和颜小琼转到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1951年 5月20日同济大学44周年校庆时改称同济医院）工作。屠开元先生时任该院骨科主任、教授。这一年朱通伯在屠开元领导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骨库，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被誉为“新中国诞生后医学界里的第一项重要成果”。这项成果使甫过而立之年的朱通伯在中国骨科学界声名鹊起。
1951年8月-1952年3月朱通伯与第二批同济医学院医务人员共42人组成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第六大队，到长春军医大学救治从朝鲜战场运回国的志愿军伤员。他在贵阳图云关时期学习磨练出来的救治战伤本领再次有了用武之地。在救治志愿军伤员的同时，他还帮助长春军医大学建立了骨库，开展战伤假关节、脊柱融合术的研究。因工作出色，朱通伯受到二等功表彰。
1953年9月朱通伯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骨科主治医师、副教授，时年35岁。
1955年3月朱通伯编译的《矫形外科手术学总论》在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
在1950年代上半叶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同济大学医学院从上海迁至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汉口协和医院等单位合并成立中南同济医学院，不久后更名为武汉医学院。1955年5月，朱通伯、颜小琼扶老携幼一家八人随同济医学院从上海迁到武汉，被安排到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汉口协和医院）工作。到武汉后，朱通伯先后担任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后更名为同济医大附属协和医院）外科教研组副主任、骨科主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7年8月，他应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邀请，参加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组织的外科学术五人讲学团（高有炳、朱通伯、邹文彬、夏穗生、金士翱）赴桂林、南宁、柳州、贵阳讲学，作专题学术报告“骨折治疗”。
1958年2月朱通伯翻译奥地利医生罗伦茨•伯乐（Prof. Dr. Lorenz Boehler，1885 -1973）的《骨折疗法》(德文版：Die Technik der Knochenbruchbehandlung)，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罗伦茨•伯乐是世界创伤外科开山鼻祖之一，屠开元的老师。他于1925年在维也纳创立的“罗伦茨•伯乐创伤医院”（Lorenz-Boehler-Unfallkrankenhaus）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世界各国骨科医院的标杆。罗伦茨•伯乐的专著《骨折疗法》在欧美骨科学界具有经典地位，德文原著于1929年第一次出版，其后几十年中再版十多次，并先后被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匈牙利文和波兰文在欧美各国出版。伯乐老先生知道了他这部专著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消息后很兴奋，因为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欧洲人眼里神奇的中文，从而使遥远东方的中国骨科同行也认识了他，认识了他的工作和理论。伯乐这样的学者、医生深深懂得学术交流对医学发展的意义，他想方设法地要和中文版译者朱通伯取得联系。但那时候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只和苏联及几个东欧国家有一点交往。六十年代初，伯乐老教授打听到有位东德医生要到中国出差，就特别拜托他，一定要找到朱通伯。东德医生到了中国后，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各级部门，辗转摸到了武医附一院，却还是没能见到朱通伯。医院领导对东德医生说，“很不凑巧，朱教授到外地出差了”。送走东德医生后，领导把这件事告诉了朱通伯，并对他说：“我们这样处理，也是为了你好。”朱通伯理解领导的苦心。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与国外的任何交往对个人和单位都是一件麻烦甚至危险的事情。要不是领导挡驾，在几年后的文革中他又会多了一条“里通外国”的罪名。
1981年朱通伯到维也纳的罗伦茨•伯乐创伤医院访问交流，在老伯乐的儿子、该院时任院长约克•伯乐教授（Prof. Dr. Joerg Boehler，1917 - 2005，奥地利骨科学会名誉主席）的陪同下，到老伯乐的墓前给这位缘悭一面的异国骨科老前辈献了一个花环。朱通伯属马，呱呱落地之时，父母为他取名“通伯”，希望他将来能遇到识马的伯乐。在初出茅庐之际，朱通伯果然遇到了他的伯乐、良师屠开元先生。而当他的职业生涯渐入佳境，亟需与同行、前辈切磋交流的时候，国际骨科界的老伯乐虽然苦苦寻找，最终还是未能见到这匹中国良驹，令人感慨。
罗伦茨•伯乐是欧洲骨科学界骨折保守治疗（Konservative Knochenbruchbehandlung）一派的代表。这一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治疗骨折，能不开刀就不开刀”。朱通伯珍视祖国传统医学里源远流长的中医正骨理论和实践，看到了其中与罗伦茨•伯乐代表的现代西医骨折保守治疗学派精髓相通的地方。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出一整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方法，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阐述。
自1962年始，他带领武医附一院（今武汉协和医院）骨科同事们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的“小夹板绷带固定治疗四肢骨折”等三篇论文，以及他们发表在其它专业杂志上的一系列论文，奠定了一套完整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理论体系。他们将中医的手法复位与西医的牵引、夹板等治疗方法相结合，对很多病例收到了开刀手术难以达到的效果。
朱通伯与同事们创立的这一套理论和治疗方法易于被医生掌握，非常实用，既减轻了病人痛苦，又减轻了病人经济负担，而且治疗效果优良，引起了国家卫生部的重视。从1973年至1978年，受卫生部委托，朱通伯领导武医附一院骨科主办了六届“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与关节损伤”学习班，向国内同行推广传授他们的这一成果。全国各地医院都派骨科医生来参加，在中国骨科学界影响很大。当时国家经济状况不良，协和医院开支紧张。记得有一届学习班开学时，朱通伯筹措不到招待费用，就自掏腰包拿出大约一个月的工资请医院食堂开了几席，为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同行洗尘。
在朱通伯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武医附一院在中国骨科学界名噪一时，无人不晓。
朱通伯深知一个医院一个学科要发展，要进步，必须博采众长，必须后继有人。在担任武汉协和医院骨科主任的三十年里，他一向鼓励下级医生努力钻研、提高业务水平，总是尽可能利用自己和全国骨科同行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安排科内医生去全国各地骨科有特色的医院进修学习。文革中他因此得到一条罪状“引导年轻医生走白专道路，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尚未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恢复他在六十年代已开始、因文革而中断的筹建显微外科工作，把科里的冼我权、洪光祥等医生送到手外科技术先进的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华山医院进修学习。1974年经朱通伯策划和组织，武医附一院在中南地区率先成立了手外科，开展显微外科临床治疗及实验研究工作，使湖北武汉地区在中国显微外科领域也不落人后，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在繁忙的临床、科研工作之余，朱通伯勤于著书立说。他1955年编译的《矫形外科手术学总论》（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年翻译的罗伦茨•伯乐《骨折疗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3年主编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与关节损伤》（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作为副主编与王桂生主编合作的《骨科手术学》第一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与戴尅戎院士共同主编的《骨科手术学》第二版（人民卫生出版社）等专著都是中国现代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几代骨科医生的主要参考书。其中《骨科手术学》第二版直到近年仍被同行公认“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推荐最多的” 出自中国医生之手的骨科通读教材。
朱通伯曾参加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骨科部分、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教材《外科学》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黄家驷外科学》第四版、第五版、第六版。从1951年到2007年的五十多年里，朱通伯在《科学通报》、《中华外科杂志》、《中华骨科杂志》、《中华矫形外科杂志》、《中华创伤杂志》、《中华小儿外科杂志》、《中华实验外科杂志》、《中华手外科杂志》、德国骨科杂志《Zeitschrift für Orthopädie und Unfallchirurgie》及其它中外医学杂志上共发表了180余篇论文。他的这些著述为推动中国医学教育和中国骨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使他在全国几代骨科同行中享有声望。
朱通伯曾任《中华外科杂志》编委，《中华骨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湖北分会暨武汉分会主任委员。
国际交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朱通伯数次应邀赴西德、奥地利、瑞士、日本和香港等国家地区的大学医学院和医院访问讲学。先后在德国的埃森、海德堡、基尔、汉堡、美因茨、威斯巴登、西柏林、慕尼黑、乌尔姆、斯图加特、图宾根、杜塞尔多夫、波鸿、波恩、法兰克福、维尔茨堡等地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奥地利的罗伦茨•伯乐创伤医院、维也纳迈德林创伤医院(Unfallkrankenhaus Wien Meidling)、格拉茨创伤医院(Unfallkrankenhaus Graz)、萨尔茨堡创伤医院(Unfallkrankenhaus Salzburg)、因斯布鲁克大学矫形外科医院、瑞士的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巴塞尔等地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苏络通医院 (Bürgerspital Solothurn) 、香港大学医学院附属玛丽皇后医院、日本神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东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日本东京康复中心等众多单位作学术报告，向这些医院的同行们介绍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理论和方法，交流了经验。访问期间，他应邀参加了德国骨科学会年会、德国外科学会年会、在慕尼黑举行的“世界骨科医师学术交流会”、在瑞士举行的国际人工关节会议、香港骨科学会年会。
1980年夏天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骨科医院院长Schlegel教授（Prof. Dr. med. Karl-Friedrich Schlegel）到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访问交流。骨科主任朱通伯向客人介绍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与关节损伤的方法以及本科的其他临床治疗和科研工作。主人介绍的内容及其熟练的德语都出乎Schlegel教授的意料，令他极感兴趣，当场向朱通伯和在场的医学院有关领导表示，他希望邀请朱通伯教授到埃森大学医学院骨科医院讲学，担任客座教授三个月。1981年夏朱通伯到埃森大学骨科医院讲学三个月后，又应海德堡大学医学院骨科医院院长Cotta教授（Prof. Dr. med. Horst Cotta）之邀，到海德堡任客座教授两个月。随后应聘担任奥地利创伤保险公司(AUVA：Allgemeine Unfallversicherungsanstalt)及其所属罗伦茨•伯乐创伤医院、维也纳迈德林创伤医院、格拉茨创伤医院和萨尔茨堡创伤医院的名誉顾问共两个月。在1981年的德国骨科学会年会上，朱通伯担任了执行主席，并作了大会发言。他的报告引起与会德国、奥地利各地同行专家教授们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邀请朱通伯到他们的医院去作报告。这就是朱通伯到上述那么多德国大学医院访问讲学的由来。
朱通伯在埃森、海德堡、威斯巴登等地医院交流时，德方教授许诺他每年派一两名年轻医生去交流，所有费用由德方承担。朱通伯回国后向领导汇报了这些情况。与埃森、海德堡的交流后来被纳入中德校际交流范围进行。威斯巴登等医院的邀请则因朱通伯无力推动，无疾而终了。
朱通伯在那次德国骨科学会年会上的报告也吸引了在座的日本神户大学整形外科教授廣畑和志。他会后即找朱通伯交谈，希望到武汉协和医院骨科访问，也邀请朱通伯访问神户大学整形外科。这次接触促成了两个医院日后的交往。朱通伯两次应邀到神户大学整形外科访问讲学。廣畑教授回访协和后，协和医院骨科又先后有几位医生去过神户考察进修。
朱通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外医学界的彼此了解，为中国骨科学界赢得了声誉。
以患者为念
在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中，朱通伯始终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宗旨。他特别注意将各国的各种治疗方法进行对比，看到别国医生有独到之处，他就及时介绍给国内同行。若发现治疗中的不良倾向，他便不遗余力地呼吁抵制。
1987年朱通伯在欧洲讲学访问时，适逢瑞士“AO内固定学会”举办“AO技术”研讨会。AO是德文Arbeitsgemeinschaft für Osteosynthesen （接骨手术集团）的缩写。该集团主张对闭合性长管骨骨折进行手术治疗，用特种钢制的接骨板和螺丝钉将骨折段钉牢。AO集团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奥地利、瑞士三个德语国家辖有很多家医院和制造那些接骨板和接骨螺丝的公司。由于朱通伯在中国骨科界具有学术地位，又是当时仍然活跃在临床和科研的老一辈中国骨科医生里唯一与德语国家骨科学界有渊源的专家，AO集团特别邀他参加AO技术研讨会，并请他去AO集团下属的瑞士、奥地利和德国几所著名骨科医院参观 AO手术现场，随诊AO术后的病人。希望通过他扩大AO技术在中国骨科界的影响，推广AO技术和接骨器材。令AO始料不及的是，通过这些参观和随诊，朱通伯发现AO技术有很多缺点，不少病人愈后不好。回国后他便将自己的观察和对AO技术的质疑意见发表在1989年6月的《中华骨科杂志》上。
可是朱通伯的批评意见和不合作态度未能阻止AO治疗方法在中国的蔓延。他不合作，AO能找到其他人、其他医院合作。在朱通伯之后，AO又陆续请了一些中国各地的骨科医生去德国、奥地利、瑞士参观考察AO技术。并与一些有影响的中国医院联手，定期在这些医院举办AO技术培训班。强有力的市场推广手段使AO技术在中国骨科界渐成燎原之势。朱通伯1993年至2006年期间应聘到广东几家医院担任骨科顾问，指导那边的临床医疗工作。在这十几年中，他遗憾地看到AO技术已在各地医院遍地开花，恶果累累。朱通伯忧心忡忡地撰文问道： “治疗长管骨闭合性骨折一定要开刀吗？……可不可以不需要全盘搬用 AO 技术和购买它那昂贵的全套手术器械和内固定材料，而用我国自己经过几千年历史考验的、痛苦小、疗效优良而费用低的传统方法治疗骨折。遗憾的是这种未经长期考验、还不够成熟的技术十多年来已经在我国广泛推广。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医源性缺血坏死骨不连’，如果再将术后化脓和神经、血管损伤等并发症都计算在内，受累的病例数字是巨大的。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已难于补救而终生致残，损失惊人。外伤性四肢骨折是骨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不论是闭合性的还是开放性的，绝大多数不是疑难病例，如果正确对待，应该说都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限内完全治好，不该发生任何不良后果。但近十多年来，由于受不够成熟的 AO 技术的误导，我国部分骨科同道治疗骨折的观点发生了偏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鉴于上述的一些惨痛教训，应该有所警惕。中国人要在国外行医，或推广中医药都要先受到所在国严格审查，而外国人在中国却可以毫无制约地推广还不够成熟的技术，推销昂贵的器械。对国外技术进口，当局一定要先严格审查才好。请正确掌握治疗骨折的原则，使用恰当的骨折治疗方法，按我国高等医学院校教科书《外科学》及《骨科手术学》的规则办事，否则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2000年八十二岁的朱通伯到北京参加中华骨科学会年会。大会上有外宾讲座，来自瑞士的AO主席利用那个讲坛宣传鼓吹“AO方法”。由于在临床上多次亲眼目睹“AO方法”术后病人的惨状，激于义愤，朱通伯当场用汉语和德语质询批驳瑞士AO主席的论断。现场1300多位与会代表中掌声四起，AO主席理屈词穷，铩羽而归。那次学术交锋对于阻遏“AO方法”在国内的泛滥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此之前，北京一家以西医骨科为主的著名医院每年春秋两季都要邀请“AO专家”去该院举办的“AO技术”培训班讲课，并临床示范手术操作，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从那以后，该院就不再举办这类培训班了。
作为科班出身的西医骨科医生，朱通伯主张的“能不开刀就不开刀”不是笼统反对必要的骨科手术治疗，他深知很多骨病惟有通过手术方能解决问题。朱通伯骨科理论功底深厚，临床技能扎实，1955年到武汉后的近四十年间，武汉市、湖北省乃至中南地区许多医院遇到骨科疑难病例或难以胜任的高难度骨科手术，都会请他去会诊、主刀。例如，同济医院（时称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科1964年夏季收进了一位左股骨近段溶骨性骨肉瘤的患者，需要做骨盆左下四分之一切除加左下肢截除。该科同行以前没做过这么大的手术，便请朱通伯去主刀，顺利地完成了手术。朱通伯手术精湛得到全国同行认可，所以由他主编西医骨科的经典著作《骨科手术学》。
抗战期间长达六年多的颠沛流离求学生涯和六七十年代多次下乡巡回医疗的经历使朱通伯目睹了社会底层民生的艰辛，所以他始终以患者为念，坚持“能不开刀就不开刀”，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减轻病人痛苦，减轻病人经济负担。在耋耄之年他仍不能坐视治疗效果不好、增加病人痛苦和经济负担的不良疗法在同行当中流行蔓延。
有位网友2013年在“天涯社区”写了一段与朱通伯相关的往事。
该网友的妻子在1983年—1984年间得了一种疑难病，到县城和省城数家医院求诊，中医西医看了不少，一直未能确诊。住进武汉协和医院后，在普外科和骨科之间转了两次，难以确诊。放射科主任颜小琼推断是比较罕见的“甲状旁腺机能亢进”。当时的医疗检测技术手段比较落后，一个多月中在协和医院与同济医院进行的各种生化检查数据互相冲突，不能明确支持颜小琼的诊断，医生们都拿不定主意。该网友情急之下向朱通伯家门缝中投书求援。朱通伯、颜小琼看了病友的求援信后，邀集内、外科的沈迪、熊叔陶和张寿熙等专家教授，对患者进行会诊。会诊后决定：立即对患者左臂肱骨之骨折处实行手术穿剌，排除骨肿瘤后再对颈部手术探查。后由熊叔陶教授主刀，手术探查成功，颜小琼的诊断“甲状旁腺机能亢进”得到证实。患者颈部姆指肚大小一肿瘤被切除，数月后身体康复。时隔30年后，该网友期盼现在的医生“成为当年的朱通伯和颜小琼，……像朱通伯教授一代的医生”。
这位网友向我家门缝投信的故事令我想起当年父母亲书桌上一摞摞的信件。那些信件绝大多数来自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同行和患者。同行与他们或交流切磋工作中遇到的疑难病症和诊断意见，或商讨论文和专著的撰写与出版事宜。患者来信则多是叙述病情，求诊求助。父母亲总是尽其所能给患者回信，答疑解难，提供诊断意见。对于非自己专长的病例，他们会向患者推荐国内术有专攻的同行专家，甚至为患者写介绍信，帮助他们到外地专家那里去求诊。
每当怀念父亲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在他遗像前磕头的退休老工人，想到《健康报》上昔日病友的纪念文章，想到“天涯社区”网友门缝投信的故事。我为中国平民百姓的感恩之心、为人性中的善良所感动。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他们逾六十年的从医生涯中，对病人的疾患从来不敢怠慢，不因病人的阶级、身份、地位之不同而区别对待。说起来他们不过尽了医者的本份。可贵的是，那些普通患者把医者的善待铭记在心，记一辈子。在我心目中，普通患者在医者身后用上述方式表达的感激和纪念是对医者的奖赏，是一个医者能得到的最高奖赏。每念及此，我在心里对父亲说：“爸爸，你毕生老实做人，勤恳做事，以患者为念，医人无数，所以得到这样的奖赏。你这一辈子值了！”
（作者：朱嘉象，德国工学博士，任职于德国工业界。本文原载于《德源中华 济世天下——同济医学院故事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略有修改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