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母校1937-1946的辗转播迁 -武 忠 弼
我们同济医学院在上世纪30年代曾先后经历过二次“淞沪抗日战争”的洗礼，一次是在1932年的1月28日，那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乘势举兵南下，入侵上海，受到当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率部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学校曾遭到日寇的轰炸，部分校舍被毁，但国民党很快就投降了，战事随以与日本鬼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议”而告终。另一次“淞沪抗日战争”发生在1937年8月13日。当时，日寇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驱动下，在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之后，大举南下，登陆吴淞口，直逼上海市区，我们美丽的校园随成了炮火纷飞的战场。这时的校长翁之龙错以为战事还是会与上次的“一二八”抗战一样，很快就会结束，于是决定将学校临时迁往当时法租界上的地丰路暂避，这是母校的第一次迁移，但是这次他错了，最后不得不在1937年底将学校由上海迁往邻近的浙江金华，并在此复课，仍然企图暂避，以便随时回归上海。但遗憾的是，这次他又错了。事实是，日寇在久攻上海不下的形势下，不得不转而进犯杭州湾，并从背后与上海的鬼子一起夹攻上海。在这样的形势下，金华受到了战事威胁，翁之龙校长在同学们的强烈请愿下，乃被迫进一步南迁，从而开始了前后历时八年余的“同济长征”。我也就随着学校经历了辗转播迁，最后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作为母校的一名老学生，深深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亲历的这次母校史无前例的“同济长征”的轮廓，即母校长征的路线加以回忆和追述，供同学们参考。我在地图上大致测算了母校8年往返播迁的路线，约相当于著名的红军长征，故姑妄名之为“同济长征。
（一）在金华的短短逗留：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了大约6周的时间，1938年春由于受战事的威胁，学校不得不决定经浙赣铁路南迁江西赣州。当我们途经南昌时，当时在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母校工学院毕业校友多人，曾向校领导提出倡议，为了安全和减少损失，他们愿为母校提供足够的船舶，力争一劳永逸地将全校师生员工和校产由南昌直运四川，并从此立足于当时的“陪都”重庆。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据说是因为校长翁之龙私心作怪，即唯恐到达重庆后他的校长宝座难保，而可能被原来的同济大学校长、当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所取代，所以拒绝了校友的好意而坚持南迁赣州。在此情况下，当时在母校工学院读书的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就是被冯将军派人专程来南昌接走的，看来他也不赞同这样的决定。
（二）南迁江西赣州：从南昌南去赣州有一条南北流向的赣江，学校便用木船分组分批将师生员工和校产溯江而上，陆续运往赣州，赣江的江水清彻见底，但因系逆流而上，船行缓慢，我们常跳下江中用力推船前行，终抵赣州。那时，我们医学院的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设在赣州以北的吉安，学校的其他各院系则集中赣州。这时，我们还有许多位德国教授随同迁来赣州，其中包括一直陪同我们到全国解放后的生理学教授史图博（Prof. Stübel）。赣州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根据地之一，民风朴实，那时的江西全省无一所大学，对于名校同济的到来欢欣鼓舞。但由于条件贫乏，学校只好将当地原有的一些祠堂、衙门、庙宇等略加修缮，供各个单位勉强使用。记得那时我们的学生宿舍就是被安排在一所古庙里，将大殿里的菩萨请出，再用木料搭满双层通铺，入夜，大家或比肩或抵足而眠，倒也别有一番风味。那时的上课则安排在另外的衙门或祠堂里，每天早晚大家一路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步行往返；课余就上街演唱抗日救亡活报剧，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国。那时，同学们大多已与家庭失去联系，经济来源断绝，学校就给我们发放“抗战贷金”每人每月7元，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但是，好景不长。在赣州只逗留了8 个多月，也就是到了1938年的秋天，却由于某些师生的行为不检，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厌恶和蔑视，甚至在城外路面上写下要驱逐同济出境的标语。面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地下党员、学生会主席陶亨咸（中科院院士，已故）带头向校领导请愿迁校，在同学们的拥护和积极支持下，终于得以实现。这次迁校的目的地定为广西贺县的八步镇。
（三）在八步镇的遭遇：广西贺县八步镇是有名的锡矿区。我们于1938年秋又从赣州出发，跋山涉水，南越大庾岭，经广东韶关、南雄，沿着粤桂线，过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阳朔而徒步东行，直抵贺县八步。八步只是一个区区小镇，除盛产锡矿外，可谓一无所有，但却是日寇轰炸的目标。我们到达后，学校赶建简陋的校舍，我们就住在木板搭成的宿舍里，等待开课。就在此时，鬼子的轰炸机却又“悄然光临”，不得已，我们只好跑到宿舍旁的壕沟里躲避，而鬼子真是欺人太甚，他们把飞机降到不足百米的低空，用机枪向我我们扫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鬼子飞行员那戴着头盔的头和丑恶的嘴脸，机枪子弹就嗖嗖地在我们面前不足一米处的地面炸响。等到鬼子飞走后，回到宿舍一看，我们那木板搭成的宿舍门窗和屋顶已是弹痕累累，惨不忍睹。就在这时，鬼子的军队又直逼广东三水，八步又受到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八步仅逗留了不足一个月，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迁徙。可能是考虑到想“一劳永逸”，这次迁徙的目标定在了云南昆明。
（四）西迁昆明途中：从八步西去昆明，当年有两条路线供选择，一条是西越百万大山，经百色而入云南；另一条是经广西南疆凭祥，南出“镇南关”（后改“睦南关”，现称“友谊关”），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转赴昆明。当时，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的迫害造成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仇视，穿越百万大山和百色多有不便，大家乃选择了经河内入昆明的路线。就这样，我们乃于1938年11月间，用步行、汽车、轮船相结合的办法，经贺县去梧州，再溯江西上南宁转龙州办理签证入越，最后于年底前到达了昆明。
（五）在昆明的岁月：到了昆明之后，由于无法找到集中的校舍，学校仍不得不分散在昆明市内各处。后来与我们同在昆明的，还有位于近郊的上海医学院和由来自北京的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在昆明总算过了两年多的“太平日子”，恢复了课业和学习，但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同学们吃的满是砂砾和稗子的米饭，又没有肉吃，在馋得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我们组织了妙语双关的“打狗队”，一是暗指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走狗“三青团”，二是指真的到街上打野狗来吃狗肉，聊以解馋。可是，到了1940年，鬼子飞机又经常来轰炸骚扰，“空袭警报”声不断，到后来大家几乎天天都要“逃警报”。在一次敌机轰炸中，我们医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因被炸弹爆炸掀起的泥土埋住而不幸牺牲。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转移，并把这次的目标定在四川省的南溪县李庄镇，只有医学院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定在宜宾市。在这里，我们一直呆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成了抗战期间我们母校辗转西迁的最后一站。
（六）母校“西征”的最后一站李庄和宜宾：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和宜宾市均位于长江之滨，两地相距不过30里，有班轮联系，尚称方便。李庄在当时也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但却有着一系列的寺、庙、宫、殿等建筑物可供改建使用，例如学校的总办公室就设在禹王宫、工学院设在东岳庙、理学院设在南华宫、医学院前期设在祖师殿、图书馆设在王爷庙、女生宿舍设在慧光寺、测量系大地测量组设在文昌宫、德文补习班设在郊外麻柳坪、工学院男生宿舍设在羊街，等等。并且，除了我们同济大学外，还有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几个所也设在这里。一时间，小小的李庄竟成了群贤荟萃、龙盘虎踞的胜地。在这里，我们还于1942年5月20日庆祝了母校的35周年校庆。从1941年春到1946年，我们在李庄和宜宾整一共呆了6个年头。在李庄的时候，我们没有电灯，晚上每个人只好用一个昏暗的菜油灯盏来读书自习，而且为了省钱，基本上只点燃一根用灯草做的灯芯。与现在同学们的学习条件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抚今思昔，真是令人既羡慕又感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却为四川人民的健康作出一件前无古人的贡献。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宜宾中学的学生们按惯例“打牙祭”（四川同胞对加餐的俚称），却发生了大批学生中毒事件，表现为身体软弱无力，有的还有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当地称之为“Pa病”（“Pa”在四川话中意为软瘫）。在接到呼救后，我们当时的校医、后来的医学院长唐哲教授等立即赶往施救，并立即判定与食物中毒有关，而且症状有些象钡中毒，同时还发现凡当晚喝汤越多者，病情也越重，于是立即决定边抢救，边对喝剩的汤进行化验，结果发现汤中果然含有钡盐, 再查食盐，才发现盐中确含有大量氯化钡。后来又反复进行动物实验，确认了在四川为害多年并被称为Pa病的这种地方病，原来就是含钡食盐引起的氯化钡中毒。再查这种食盐的来源，却发现竟是四川省五通桥生产的“桥盐”，于是真相大白，我们也都感到能为四川人民除一害而庆幸。然而正当学校准备将此研究成果上报时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署”时，五通桥盐商却专程登门，又是送礼，又是说情，央求学校不要上报，以免危及他们的“钱”途，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最后还是作了广泛通报。与此同时，为了四川人民的健康，我们也向盐商提出了建议，向他们生产的“桥盐”中加入“芒硝”（硫酸钠），就可使盐中含有的氯化钡转化为难溶性硫酸钡而沉淀下来，予以去除。从此，四川就再无Pa病为害了。如所周知，日本鬼子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无不欢欣鼓舞，准备着“复员”回迁上海。这时，我们本来应当是可以乘船直接东归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美国主子的支持下，为了赶往上海及东北各地抢夺地盘和财物，实行他们的“劫收”，霸占了一切交通工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租乘当年的“木炭汽车”。由宜宾出发，辗转经陆路遄返上海，真可谓历尽艰辛。当年由于汽油极度短缺，长途汽车无法运行，目睹这种困境，母校工学院一位校友和和青年教师发明了这种"木炭汽车"，就是在卡车驾驶室门外的踏板上安装了一个圆筒形的炭炉，用燃烧木炭来产生“煤气”的办法，为卡车提供燃料。这一发明，为当年克服交通困难作出了史无前例的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位校友却在一次亲自试车中，不幸翻落山谷，壮烈牺牲。我们1946年春就是乘坐这种“木炭汽车”，由宜宾北上成都，再登秦岭，出剑门关，经陕西宝鸡转河南洛阳，再经陇海铁路东至徐州，转乘当年的津浦铁路至南京，再转乘京沪铁路返抵上海。到达上海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的宝隆医院已被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美合作所”侵占，并被改名为“中美医院”。而在我专程前往我们原在吴淞镇北的校园探望时，才发现我们美丽的校园已经是片瓦无存，变成了大片稻田。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校园当年曾成为“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使我们的校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变成了一片废墟，后来被当地农民改种成稻田，只剩下原来大礼堂的地坪，由于是深厚的混凝土浇筑，而得以免遭破坏，成了唯一的历史见证，目睹此情此景，真令人不胜唏嘘，感慨系之！在这种医院被占，校园被毁的情况下，我们回到上海后变成了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幸赖时在上海的几位医学院老校友、老名医的积极奔走呼吁，并通过蒋夫人宋美龄的帮助，最后，据说是经蒋介石的“手谕”，才得以将我们的医院收回，但条件有二，一是不得更改“中美医院”的院名，二是要在医院的庭院中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目戴笠建立一座铜像，以“纪念”不久前在南京机毁人亡的戴笠。鉴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收回宝隆医院的决心，学校不得不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而才得以及时收回了我们的医院，并只得保留了“中美医院”的院名，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才改为“同济医院”。但戴笠铜像的事，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拖的办法，最后不了了之。否则这岂不成了同济的奇耻大辱。医院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医学院的院址和教学用房依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几经努力，才获得善钟路100弄10号汉奸汪精卫得力助手周佛海的住宅，作为医学院前期（基础部）的用房。但学生宿舍则只得在市内另行租房暂用。这就是当时艰难而的尴尬局面。直到1950年初，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方针指导下，中央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加上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坚持申请和再三联系，经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动员，医学院乃于1951年底开始西迁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