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百年历史长河中，有两位泰斗级人物，他们的成就铸就了同济的辉煌，他们的名字令后人高山仰止，而他们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宛如一汪清澈的小溪，汇入同济发展的滚滚洪流，为人们所传颂。
在裘法祖院士诞辰100周年之际，同济人再次想起这两位杰出的老人——被称之为“同济双璧”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外科学之父”裘法祖和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中国超微病理学的奠基人武忠弼。
虽然专业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但在同济医学院百年辉煌的历史上，留下了他们杰出的名字，也留下了他们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情，直至他们生命的终点……
外科与病理——事业情
提起裘法祖，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他的传奇人生，耳熟他的跨国婚姻，并神传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的“裘式刀法”：裘老动刀，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一定完好。
1936年，裘法祖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赴德国求学，1939年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以一等优秀成绩获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他以医者的仁爱和智慧挽救了40多名犹太囚犯的生命。1946年，风华正茂的裘法祖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在回国的船上他就因成功拯救二位斗殴的年轻人的生命而蜚声上海滩，这使他回国后立刻应聘为上海中美医院外科主任。从这时开始，在离开同济十年后，裘法祖的命运与同济紧密相连。
在祖国的怀抱里，裘法祖的才华和对医学尤其是外科特有的天赋发挥到极致。时至今日，武忠弼夫人、当年曾是裘教授学生的杨宜娣教授仍能生动地回忆起当年裘教授在讲台时的情境：“他只拿一支粉笔，一堂课讲下来思路清晰、逻辑慎密、语言干脆、生动形象”，然后粉笔一丢，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给学生留下洒脱的背影和无尽的回味。
裘老的人生精彩更体现在神圣的手术台上。上世纪50年代，他开创了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新途径，为上百万患者开辟生命之路；70年代，他主持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手术时间缩短3小时，治愈率提高到80％以上，这一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他主持的肝移植在相当长时间保持“手术例数最多”和“存活时间最长”两项全国纪录。他被认为是外科全才，开创了很多被称作“裘派”的手术方法，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教授深感佩服地说：“（裘老的）整个手术干净利索。一场手术下来，几乎没有废动作，体现了极强的手术驾驭能力。”
在中国做医生，尤其是做外科医生的，几乎无人不知裘法祖的名字，因为他们是读着裘法祖写的、编的或者主持编著的书成长的。作为一个医学教育家，从上世纪70年代，他就将注意力投往为医学生编好教材这一领域，从80年代他担任全国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达20余年的时间里，组织编写了46本规划教材，主编的《外科学》分获教育部和卫生部全国院校优秀教材奖；参与主编《黄家驷外科学》被誉为中国外科学的经典著作，荣获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及首届国家图书奖，是外科医生的“圣经”和案头必备。
裘法祖之所以赢得世人的尊重和景仰，在于他高超的医术，更在于他高尚的医德，他常说：“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重要。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在医德上必须是高尚的。”文革后，他多次回忆巡回医疗时的情景，“我一生为很多人看过病，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病人。他们受着生活贫困和疾病的双重折磨。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他们找我时的痛苦表情，当时就感到无形中有一股力量和责任要求我一定要挽救他们的生命。”就是这种大爱，让他对病人始终充满热爱，对生命充满尊敬与关切，他曾以77岁高龄单腿跪地为病人触诊；对求医的病人，“能不开刀就不开刀，能开小刀就不开大刀”。他以妙手仁心，获得“人民医学家”光荣称号并获医德风范终身奖。在日月含悲的汶川地震中，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半个月，在对地震伤员的会诊中，他关切而仁慈地伏身询问伤员的镜头，定格了他最后的人生。
提起武忠弼，许多同济人至今仍然记得这位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儿”。武忠弼个子不高，瘦瘦的脸上永远带着爽朗的微笑，即使年过八旬，无论他走到哪里，始终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用开朗、自信、从容的笑声征服和感染了同济人，感染了德国人，感染了湖北乃至全国许许多多医学同仁。
武忠弼常常自称是“同济的儿子”。1934年在同济附中上学，193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同济，而后在战火中随着母校从上海到昆明，又从昆明到今日的李庄，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战火中奠定了自己事业的基础。1945年，武忠弼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先后师从中国病理学鼻祖谷镜汧教授和吴在东教授学习病理学。1946年，学校迁回上海，谷镜汧教授介绍了在东南医学院的杨述祖教授来院，担任病理学馆教授兼主任，一个当时已是著名病理学专家，一个是刚留校的助教，这只有“两个人的病理学馆”，并随即开展了病理活检工作和准备着教学工作。那时，病理活检和尸检报告仍然仿照原德国留下的旧例，一律用德文书写和登记。
正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和非常工作，奠定了武忠弼日后超强的学术功底，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病理学界的显赫地位。他早在50年代就引进电子显微镜，开创了超微病理这一新的学科方向。1972年，他在参与设计和执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工作中，提出了生物化学、寄生虫学、病理学和电镜室等共同参与，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了甲等奖。1975年6月8日，武忠弼受时任湖北省省长的紧急召见，主持新发现的西汉古尸的剖检和研究。为此，他曾先后往返荆州不下20次，主持完成了全部研究工作，并最后编著了《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研究》一书，于1982年由国家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继马王堆古尸后的第二本古尸研究专著。
武教授在临床与病理学科的结合互促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常务委员、中国电镜学会副理事长。他领衔主编了《病理学》、《中华外科病理学》、《超微病理学基础》、《超微病理诊断学》、《免疫病理学》等病理学专著，主译了德国病理学家魏纳与里德合著的《病理学》和《里德病理学》、《肺癌：切除术、形态学与预后》等著作20余部，其中许多是病理学的扛鼎之作。
在1946那个秋天，已担任上海中美医院外科主任的裘法祖，与同济大学医学院年轻的病理教师武忠弼不期相遇。裘法祖在工作之余，经常来到医学院的病理实验室，观察手术时取出的活检部位，反思自己手术时的取材是否准确；而作为病理教师的武忠弼则以他特有的热情和对学术的认真与执着，取标本、送报告，在上上下下的联系中密切了与临床医生的关系，两人因事业而相遇、相识，共同开启了同济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先河，同时也开始了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中国与德国——同济情
裘法祖与武忠弼，他俩的名字总是在许多场合被人同时提起，而许多时候又是与德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裘教授在德国留学和工作十年，漂亮能干的德国妻子是被周恩来总理特批加入中国国籍。武忠弼则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被组织选派到东德攻读研究生，对德国文化耳濡目染。
1978年，乍暖还寒，世界知名的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派出一个展团到中国部分高校进行书展，经人牵线，展团来到当时的武汉医学院（同济医学院的前称），时任副教务长的武忠弼组织12名曾经留学德国的教师与出版社代表座谈，当双方以流畅的德语顺利交谈时，德方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THEODOR女士惊呆了：“我们在武汉发现了一个会讲德语的小岛！”“多年来一直寻找的同济医学院在武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翻开同济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与德国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历史。自从1907年德国军医宝隆博士在上海创办同济医学堂以来，从医学堂、工学堂到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但是1952年院校调整后，同济医学院逆江向上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中南同济医学院。与德方联系的同济大学则成为一所工科大学，德国人纳闷了：同济的医学院还存在吗？她在哪里？
1978年的这个传奇见面的消息传回德国后，德方立刻邀请当时的武汉医学院派人访问德国。从此，裘法祖、武忠弼的后半生就与德国、与同济医学院的对德交流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次出访德国，“照单全收”。正是这一次的“亲密接触”，促使了以裘武两人带队的器官移植代表团于1979年9月带着“不得讨论合作问题，也不得访问西柏林，更不可签署任何协议”等“五不准”的条件第一次访问了德国。由于裘夫人事先以探亲形式先期回国打前站，访问异常顺利。及至有一天，柏林自由大学附属医院的Prof. Hierholzer通过报纸得悉他们正在德国考察，乃邀请裘武一行去西柏林访问，并愿意为他们提供机票及一切费用。西柏林是裘教授的爱情圣地，而对武教授来说一别20年，能故地重游，实在是求之不得。但又不敢冒然违反禁令，这还真是难为了两位智者。好在当地驻东德大使也很热心，当大使问他们是否愿意去时，两人相视一笑，急中生智，试探着反问大使：“请问大使，我们应如何处理为妥？”大使当即回答说：“华国锋主席（那时的国家主席）正在慕尼黑访问，你们如果拒绝邀请，不去柏林，恐怕不好吧！”裘武一行听后，不禁喜出望外，于次日即乘飞机由法兰克福直飞柏林。
由于是中断联系近30多年后初次出访，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本来代表团只是打算礼节上的走走拜拜。没想到德国人还真是认真，在交谈中，Prof. Hierholzer 主动提出，器官移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免疫排斥反应问题，并表示愿接受同济青年科研人员去该院进修，进修结束回国时，作为陪嫁，还赠送一套仪器设备，帮助学校建立免疫实验室。更让人觉得吃惊的是，在次日告别宴的餐桌上，主人以德国人特有的认真与古板，拿出已经打印好的长达数页的“会谈纪要”(Protokoll)稿，将上述内容尽写入其中。对这种“天上掉陷饼”的事，裘武真是又惊又喜，但有纪律在先，怎么办，两人在交换的眼神中分明找到了共鸣与决心，“照单全收，立即签字”。这样，裘武作为考察团的正副团长，斗胆在这个“会谈纪要”上签了名。而后果然因为这个签名而遭至批评和通报，两人都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至最后不了了之。
然而，正是始于两位团长的心领神会与“大逆不道”，开启了同济医学院与德国医学界甚至政界合作的新纪元。从1979年以来，同济医学院派出赴德留学人员近600余人，其中学成回国人员约占70%以上；获博士学位的100余名；成为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学术和领导的中坚力量。近30年来，同济医学院与德国海德堡大学、埃森大学、开姆尼茨医院等20余家单位签订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协议，共同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接受来自德国校际合作院校的交流实习医学生500余名。同济医学院每年也选派一批医学本科生到德国进行校际交流与实习。
“跑破脚皮，厚着脸皮，磨烂嘴皮”，建设实验医学中心。 “文革”后的百废待新，使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重用。1981年初，裘法祖被上级任命为同济医学院院长，武忠弼为副院长，经过了多年的风雨与历经，两人终于在行政的舞台上大展宏图。在当时党委的支持下，裘武两人“共谋于密室”，提出了一个“施政方针”： 即决定为当时简陋的基础研究创造条件，以及为临床方面创建一所现代化的新附属医院。恰在此时，联邦德国科技部部长Hauck博士应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邀请来华访问，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秘书长波斯特博士（Dr.Borst）等陪同下，并将访问上海同济大学。得此信息后，裘武两人异常兴奋，决定专程赴沪争取德方资助。而在当时，因为客人是官方邀请的，而未列入会见计划的武汉医学院的院长要见到他们何其艰难。在四处奔走，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还是武忠弼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与裘法祖商量后，两人使出“杀手锏”，对上级说：“我们认识德国的豪克部长和波斯特秘书长，我们是去看望朋友的，总可以吧。”这样，两人结伴去沪，不仅见了德国客人，而且邀请到他们临时改变计划访问同济；不断访问了，而且还争取到德方当场答应赠款80万马克，资助学校建立 “实验医学研究中心”；不仅答应捐赠，因能言善辨的武教授一句话：要“一碗水要端平”，而且也捐给与同济大学同等数额的100万马克。终于三年后，由德国人捐赠援建的“实验医学中心”及附设的学术报告厅竣工于美丽的校园。
呕心沥血，想为学校再建一所医院。作为裘武二人的另一项“施政方针”，拟为学校筹建一所现代化的第三附属医院。1980年初，经友人介绍，位于法兰克福市的德国国际医院公司（Hospitalia International）派出以该公司经理Dargatz及工程师Frisch先生为首的代表团，来校访问和洽谈合作筹建我校第三附属医院的事宜。在经过商谈之后，双方确定了合作意向，并决定分别着手进行相应的筹备工作。筹建医院的事宜历经六载，其间裘武两人4次访德，屡次赴北京，奔走于部委之间，游说于省市部直至更大的领导，个中心酸，当事人自知。及至完成了觅地、设计、从德国获得10年周期的无息贷款、签定政府级的合作协议等重要工作。其间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若不是个别关键领导的一句话让这么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止步，今天在鹦鹉州畔，会有一座现代而优美的德式风格的医院，该有多少病人会受益。每当提及此事，两位老人唏嘘不已，扼腕痛惜，甚至伤心欲绝。也正在这种艰难的努力与不懈的坚持中，两人更深化了心灵的相通。
事业与人生——兄弟情
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说过：“友谊的基础在于两个人的心灵有着最大的相似。”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责任、共同的情结，使裘法祖与武忠弼走过风雨，其感情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升华直至一种兄弟情谊。
关于裘法祖与武忠弼，每个同济人都能说出一二个故事。裘的严谨、武的洒脱；裘的认真，武的幽默；裘的传奇、武的缄默，他们在工作中的珠联璧合，他们在生活中的幽默风趣，给后人留下许多回味。由于杰出，他们一生曾担任无数职务，而许多情况下，在他们之间，总是正副，如影随行：同济医学院正副院长、中德医学协会正副理事长、《德国医学》杂志正副主编等。甚至在工作之余，两个还自诩为茶壶协会（怕老婆协会）的正副会长，说完两人还哈哈大笑。晚年的武教授曾开玩笑地对裘教授嘟嚷，“我真是划不来，怎么你老是正的，我老是副的。”
许多人都记得这样的情境，每逢有外宾来访，裘、武二人都穿上正装、打上领带，以标准的绅士风范迎接外宾。但细心人会发现，往往总是裘行在先，武紧跟在后；每逢重大恰谈，总是裘慎重开场在先，武妙语陈词在后；每逢重大外事活动，总是裘隆重现身于台前，武联系运作于幕后，人们用“珠联璧合”来形容与赞美他们工作的配合默契。
在日常生活中，裘法祖教授温和、严谨、内敛，如德国人那么古板、严肃；而武忠弼教授则活泼、幽默、外向，始终充满活力、激情。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却偏偏共同创造了人间大爱，爱祖国、爱事业、爱同济、爱病人，而他们的友情正是在这种大爱中升华。
1985年2月，裘法祖、武忠弼教授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功勋勋章之后，2002年元月，武忠弼教授因在中德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被德国总统授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星级大十字勋章”及证书，迄今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很多同济人都记得那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年长的、与德国有着更多联系、在国内有着更高声望的裘教授亲自去车站迎接刚受勋归来的武教授，武教授怀抱鲜花，与裘教授幸福地合影。此时年龄大小、地位高低、声望远近都已远去，人们感受到的只是大师的情怀与品德，在他们看来，此时荣誉不是属于个人，是属于自己的母校，属于祖国。
经历了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风风雨雨，两人从莫逆之交成为生死之交，直至一种兄弟之情。裘老有着浓厚的文学底蕴，而他写的无数的书和文章，甚至为提携后生所作的序，都要先给武老看看。而对武老，更是如此，大事小事，都要先征求裘老意见，甚至于有一次到北京去见德国总理，连穿什么衣服也要与裘老商量。去世前的若干年，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通电话，商量不完的工作，聊不完的儿女情长。裘老认真，有时也很倔，几年前有个新闻记者要完成一个重大采访，老人家就是不干，无奈中找到武老做说客，武老一个电话，事情解决了，使人们不得不叹服，这两个人真是亲如兄弟呀。
由于工作，他们经常会出现在同一场合，有时候，二位老人像“老顽童”，也经常开玩笑，彼此“攻击”一番。
一次，裘法祖对武忠弼开玩笑道：“你总是为我拎包包！”
武不服气地反驳：“那是因为我总是你的副手！”
裘有时故意逗武：“我的知名度比你高，社会影响比你大！”
武连忙反驳：“那是因为你为活人开刀，而我为死人看病！”有时还会嘀咕几句：“因为你娶了个洋夫人，我讨了个土老婆！”嘴仗打得身边工作人员哈哈大笑，工作中的辛苦、劳累顿时飞到九霄云外。
武也有对裘“反击”的时候，一次他自豪地说，“别看你取得个洋老婆，你的德语还没有我好。”裘也不置可否，以守为攻，说：“你德语好，那么我出个题，‘午点’怎么用德语说？”一下子将球踢回去，哽得武老一下子还真楞住了。
对裘夫人，武教授钦佩之极，关怀备至。记得第一次出访德国时，当德国市长说到，可为裘夫人恢复德国公民身份时，裘夫人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在中国很好，我不需要。武教授多次感叹“裘夫人她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从心底里感动于这个用生命演译爱的女人。他每次出访德国，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裘夫人，带给她地道的德国小吃和零食，还有香水等等。他总是说：“裘夫人离开了祖国，难得吃到正宗的小零嘴，给她带些回去，让她感觉像回家了一样！”每年圣诞节，武家的子女一定会去裘家，看望裘爷爷和裘夫人；而同样在春节，裘家的孩子也要过来行后辈礼。
在日日夜夜的操劳中，疾病悄悄地向老人伸出了魔爪。2007年初，武忠弼教授被查出患肠癌，裘法祖院士万分痛心，他亲自主持对武教授的大会诊，确定最好的治疗方案。尽管行动不便，裘法祖仍坚持每周去一趟武忠弼的病房，二人在一起彼此相望，有时甚至没有语言的交流，只有两颗伟大而相知的心灵的对话。听身边的亲人说，每次裘教授回去都要哭一场，看到死神一天天走近自己的挚友，而一世救人的自己却无能为力，直至后来都伤心得不敢再到病房。在武教授弥留之际，任何人都不再能让他醒来，可是当武老的夫人轻声地在他耳边说：“裘教授看你来了”，他竟奇迹般地睁开眼睛，尽最后的力量试图挪向裘老，而裘老以最后的拥抱送别这位挚友，两个泰斗级人物以这种悲壮的方式作别。
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关联？武教授去世后的十个月，裘教授也驾鹤西去，那个早上，老人家去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决然而洒脱。今天，两位智者又在天堂重逢，他们是否还是会一前一后，为祖国为人民四处奔忙？他们是否还会一灰一谐，用笑声来挥洒一天的劳累。他们生前的成就，照耀着同济和医学的天空；他们的品格，长留在无数学子和患者心中；而他们在成就共同的事业中所建立的友情，亦成为世纪佳话，为人们所传颂，悠长、隽远。
（李智，原党委宣传部部长、校史研究室主任；徐晖，护理学系党总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