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经82岁了，从18岁到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留校、从事法医工作，至今已经64年了。回顾在同济学习和工作的人生历程，有很多事值得和大家分享。
难忘的求学时光
我是浙江余姚人，1950年从余姚中学毕业后参加高考。当时高校是按大区招生的，如华东区、中南区等； 我是在杭州参加高考考取的。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全国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与其他几个单位合并成立中南同济医学院，我们是最早从上海招生来到武汉的一批学生。当时要考上同济比较难，但 报考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同济要搬到武汉来，还以为学校仍是在上海。
那时高考录取名单是刊登在报纸上的，我按日期到上海北四川路的同济大学报到，才知道同济在华东区录取了50人。时值暑假，我报到后，在上海善钟路（今常熟路）100弄10号同济大学医学院宿舍住了半个月后，坐长江轮船来到武汉。
1950年9月19日，我们到达武昌熊廷弼路51号武汉大学医学院（为武大医院旧址），被告知我们班还包括在中南区招收的100名新生，一共是150名同学。因为汉口校区的基建工程还没有开始，所以第一年我们在武昌上课。因武汉大学建立医学院比较晚，当时还没有毕业生，但已有附属医院。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我们入学后还从武昌坐轮渡到汉口，先后两次到航空路机场（即原王家墩机场，现已在建武汉中央商务区）投入机场建设，具体参加打碎石子作机场跑道的劳动。
1950年有政策规定，如果入学以后学生对学校或专业不满意，还可以重新再考，转到不同的学校或者满意的专业就读。1951年之后，这种转学校或专业就不允许了。据说我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是转校生，因此班上学生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我们这一届学生是我校第一届实行五年制学制的学生，迁校以前，上海同济大学（医科）一直实行六年或七年制。
我班是在1951年秋季搬到汉口华商跑马场来的。别看这一带现在很繁华，我们搬来的时候，中山公园以西还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没有人烟，甚至连马路都没有。学校是完全重新开始建造的，当时校园里最初只有一个跑马场的老看台，后来被拆了，那算是见证历史的文物，可现在看不到了。老同学回到母校来，都认为是一件挺可惜的事。
我们搬过来以后，上课是在两层楼的教学楼进行，与原本在上海时看到的新校舍的建筑设计不同，教学楼原计划是建四层楼的，由于抗美援朝时期资金比较紧张，最后就只建了两层楼。那时候校区也没有现在这么大，最早的教学楼基本上就在现在的同济院史馆周边这一带，老三大、四大、五大、六大都是那时候最早的建筑。基础医学部和公共卫生学馆先搬进来，后来是临床医学部分，即协和、同济两家医院陆续搬进来。协和医院原来是一所教会医院，历史比同济医院要早一些，它和武汉大学附属医院合并了。当时同济医院的建筑是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包括那个飞机型的住院大楼，是在1954年初夏建成的。
起初因为同济医院还在上海，所以上临床课时，像裘法祖等教授都是坐飞机来给我们上课的。他们有课的时候坐飞机从上海来，课教完又坐飞机回上海工作。直到1954年，同济医院建好开业后，这些教授们才完全搬到武汉来工作和生活。
我的法医之路
1955年上半年，我正在武汉军区总医院（现黄浦路161医院）实习。有一天，学校人事科王静科长来电话找我去谈话，要我毕业后去中国医科大学进修法医学。我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因为自己从未学过法医学，感到非常突然。当时在卫生改革中，卫生部将医科分为内科重点班和外科重点班，而我所在的班是内科重点班。我在班上担任内科课代表三学期，与内科各位教授较为熟识，对内科学有兴趣，想做一个内科医生，而对法医学是什么还完全没有概念，但后来我还是服从了组织分配。
1951年卫生部曾委托南京大学医学院开办第一期法医高级师资班，由林几教授负责筹办，第一期学员总共19人。
1955年，苏联的医学院校都有法医专业，我们向苏联学习，决定开设法医专业。因此，卫生部委托中国医科大学开办第二期法医师资进修班，由陈东启教授负责筹办，贾静涛老师参与授课。进修班学员22名。
中国医科大学于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后在陕北办学，并于1940年9月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8年11月，学校迁至沈阳，合并了原国立沈阳医学院和原私立辽宁医学院。我从1955年10月至1957年初在沈阳进修法医学，结业后回到学校从事法医学教学、科研及检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