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1日上午，同济医学院院史馆陈英汉先生陪同朱嘉象博士来我家中，了解李庄和同济大学医学院过去的历史。朱嘉象博士与程海博士（我大儿子金毕博士的内弟）过去一同在德国Bochum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他已在德国32年。当天上午我们座谈同济历史两个半小时。座谈中，我特别提到，1957年夏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派秘书长高有炳教授率五人讲学团前去南宁、贵阳讲学和作手术示范的情况。他记在心里，把它与网上看到的《广西通志》及家中旧照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写成这一短文。后来，朱嘉象博士还赠我一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李庄》画册，我十分感谢。读了朱嘉象这篇文章后，我想对那次讲学活动同行者的事迹略作补充。
我很愿意介绍高有炳教授生平。高有炳（1913-1998），汉族，湖北鄂州人。1931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内迁，1939年于昆明毕业，留校任教。1942年转去重庆中央医院外科任住院医师，受到沈克非等著名外科学专家的严格训练。两年后任陆军总医院外科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任汉口市立医院（即现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外科主治医师。1947年，联合国WHO组织资助20名中国医师赴美进修，他以湖北省选拔考试第一名的身份录取。同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医学院纽约医院外科任研究员。1948年12月回国，任汉口市立医院外科主任。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医疗手术队立功受奖。1954年，武汉市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灾情严重。他日夜操劳，出色地完成了繁重的医疗任务，获武汉市卫生系统乙等劳动模范。他被评为医疗卫生系统卫技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被选为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秘书长。1955年5月15日，中南同济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开诊，他代表武汉市卫生界致贺。他也是同济医学院的兼任教授。1957年8月他率五人讲学团去南宁、贵阳作了非常出色的学术报告和手术示范。
我也愿意就我所知，补充介绍邹文彬医师的医疗业务技术能力与水平。他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经过七年的德式老同济医学院教育，1948年毕业后进入同济医院外科工作。不愧为是拔萃人才，是同济医院外科，特别是心脏血管外科的重要接班人。我和他共事至少有八年时间。我作为麻醉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共同处置同一病人，因此对外科医生的技术水平、业务能力了如指掌。
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不满一个月。当时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市政府在上海西藏路南京路口搭台，举行庆祝上海市解放的群众大会，委派中美医院（当时尚未恢复同济医院名称）负责医疗救护工作。医院领导把这项重要工作交给邹文彬医师负责。当时我还是外科实习医生，也参加了这项救护工作。整个庆祝大会过程中没有发生严重问题。
1950年8月我开始负责上海同济医院麻醉工作后，邹文彬医师经常与我联系开展心脏外科手术。1954年，邹文彬医师作闭式二尖瓣交界分离术（mitral commissurotomy）获得成功（请参阅《同济医院外科史话》2001年9月，第60页表格下第4行）。同济医院迁至武汉后，从1955年下半年起，闭式二尖瓣交界分离手术继续施行。为提高手术效率，邹文彬医师与我商量，每日上午进行两例，均由我安排。在第一例手术快结束时，开始给第二例病人进行麻醉，然后进行心脏手术。
新中国建立后，国务院决定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迁来武汉。邹文彬医师和夫人但功漫医师响应号召，随院来武汉工作。1955年5月15日中南同济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开院应诊后不久，他就与我商量进行狗大血管移植动物实验的研究工作，由外科技术员金汉章协助勤杂工作。这为我们后来在临床上成功抢救一位胸主动脉移植的病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7年邹文彬医师开展了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工作：
（1）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PDA）手术治疗；
（2）法洛四联症（tetralogy of Fallot）畸形（肺动脉狭窄、室间隔缺损、主动脉骑跨和右心室肥大）进行Blalock-Taussig手术（锁骨下动脉肺动脉吻合术）。（参见《同济医院外科史话》2001年9月，第60页表格下第4行）。
1955-1958年间他还开展了后天钙性心包炎（pericarditis calculosa,德语称Panzerherz – 铠甲性心脏）手术治疗。因心脏被钙质捆绑起来，心功能极差，麻醉和手术难度都很大，手术中处理非常棘手。
我们不仅在同济医院进行了一些手术治疗，我记得邹文彬医师和我还被武汉市立第三医院请去帮助施行麻醉和手术。
（作者：金士翱，1923年生，安徽省滁州市人。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副主任委员，2009年获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麻醉学杰出贡献奖”，2010年获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