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传与身教
刘教授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科研教学工作要求严格，但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非常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在他的实验室和家中，所有的图书、文献资料都是向我们开放的。学习和工作之余，我们经常到他家中做客，一杯清茶或者一顿简单的饭菜，师生一起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聊天，聊工作，聊专业，聊人生经历。
我在同济读了11年书，本科5年，硕士3年，博士3年，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一直在刘教授的实验室从事生化毒理方面的研究。我和他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接触较多，在我的印象中，刘教授性格很开朗，没有架子，不管是普通修理工人、司机、科室人员、处长、院长领导还是专家、教授，他都能和人家自来熟，很快成为朋友。刘教授的德文、英文也都非常好，他自己说过，他的德文好大概是缘于幼时常和德国电工在一起玩耍的原因，因此懂得很多不常用的德国俚语。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已60多岁，但脑子仍然转的非常快，记忆力也很好。外籍专家来校讲学，他当翻译，他不是像别人那样一句一句地翻，而是等别人说完一大段话以后，再整段整段地翻。所以他也很重视我们的外语学习，尤其很想让我们学好德语，但是我们很多同学都只是把德文作为第二外语。刘教授常把德籍教师请到他家里，我们作陪。本来说是练习英语，结果一讲高兴了就全是德文，这也使我们不得不重视德文的学习。
和我们一起做研究的时候，刘教授虽然已经60多岁，但仍然思维敏捷，身体状态也非常好。记得有次我们要做放射性测试，地点在现在实验医学中心的最高层6楼，需要刘教授出面联系，没有电梯，他和我一口气爬上去，立马解决问题。除了在实验室做研究，刘教授还要经常出差，在全国各地讲学、跑研究项目、落实研究经费，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没有一个好身体是很难做到的。
四、丰硕的研究成果
刘教授主持和指导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省部级攻关项目和重点项目的研究。1986年就有了国家自然基金，在刘教授主持领导下的团队也成功申报过两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上级单位就比较看重刘教授团队的研究能力，希望我们能承担一个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从1990到2000年，这10年被称为神经研究脑的10年。在刘教授主持和指导下，根据当时的国内情况，我们在考虑是否要把研究方向转向神经系统的毒理学研究。1995年，刘教授带领我们成功申报了我国毒理学领域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常用农药神经毒作用机理研究”，为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中毒的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取得了多项创新性进展，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当时这个项目总额大概是70万，和我们联合做这个课题的是时任中国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疾病控制中心）下属职业病研究所所长的何风生教授，他后来成为国内预防医学方向为数不多的工程院院士。这个研究项目在当时是以我们为主，经费50万，何教授研究团队为副，经费20万。我们是作为主力军来做的，他们做的是另外一个部分。这样后来我们就转向这方面的研究了，直至现在，我们还是延续着刘教授的研究方向，做的研究基本都还是农药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在毒理方面的研究在国内也都有着较大影响。
刘教授主持下的毒理学研究，在全国是较早开展的。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学习过苏联的毒理学，后来因为其他原因中断了。刘教授是从1978年开始主持恢复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从教材建设、专业课建设等方面都开展的比较早，公共卫生专业招硕士研究生在全国也是较早的，很早就有硕士点。1998年，教研室申报并成功获得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我们学院现在是全国排名第一，其中最强的是环境卫生与劳动卫生学科，当然毒理方面的研究，因为刘教授的领导，到现在都是很强的，只是我们没有把毒理学作为一个重点学科发展方向。我们做毒理研究是从劳动卫生、环境卫生这些方向去做的。
同时，刘教授在教材和专著编写上也颇有建树，如：主编卫生部规划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1版）、《卫生毒理学基础》（第1、2版）、环境医学专业用《环境毒理学》教材（第1、2版）、全国医药院校教材《毒理学》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等共计十余部。其中《卫生毒理学基础》教材的第1版和第2版当时就被指定为我们的本科学习教材，也是国内最早的毒理学统编教材。
此外，刘教授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届委员，第一届委员是蔡宏道教授。
五、简朴的生活
在日常生活方面，刘教授过的非常简朴。他于1954 年与师母何惠英女士在上海结婚，师母从事纺织印染工作，也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退休前一直在上海工作。刘教授随同学校内迁武汉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达30 年之久。他自己在武汉过着清苦的单身汉生活，学校给他分有一套住房，但他一直没有去住，而是长期住在学校老公卫楼二楼的实验室里面。实验室外面做实验，里面间隔了一个办公的地方，有一张床可以休息，有一个写字台可供看书。那段日子，刘教授都是一个人生活，总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吃饭要么在食堂，要么自己下点面条，生活非常简单。虽然当了很长时间营养学方面的教授，但他不是很会做饭，做菜都讲究凉拌，一方面为了保持营养，一方面也省事。我们觉得他做的最好吃、最拿手的就是刀拍黄瓜、凉拌苦瓜。别人认为他这样的生活很苦，他却自得其乐。因为师母一直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直至退休前，刘教授都是上海武汉两边跑，这样他在上海和武汉就有两个家。有意思的是，他每次去书店买书都要买两本，在武汉的实验室家中放一本，在上海家中也放一本，这样他不论在武汉还是在上海，就都不耽误学习和工作了。1984年刘教授的夫人退休以后来武汉，学校分给他们另外一套条件较好的住房，老两口才团聚在一起。
六、最后的回忆
到2000年以后，刘教授年逾80高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2004年7月份的时候，他身体不适，后经检查发现是体内肿瘤所致。从发现到去世不到一个月时间。在他病中，我们下班后去看望，和他一起吃饭聊天，他仍然表现得乐观开朗，和平时一样说笑。师母后来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些学生没去看他的时候，他都是昏睡，精神也不好，一脸的病容。所以，刘教授最后给我们留下的仍然是乐观、豁达、坚毅的形象，这形象永久的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从1982年在毒理学专业课上认识刘教授，到硕士和博士阶段在学习中得到他悉心指导传授，再到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他2004年去世，有20多年的时间，我都和他在一起。他是我们的良师，也是益友，在他的教导下，我们不但顺利完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也为以后的工作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刘教授以他自己的言传身教，用他严谨敬业、俭朴乐观、不断进取，为培养学生而竭尽全力的精神永远的激励着我们，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永久传承的精神财富。
（石年口述 ，潘群访谈整理。刘毓谷，194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同济医科大学环境毒理学教研室主任兼研究室主任。石年，刘毓谷的学生，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