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
“悬壶五十年活人万千咸钦医德，执教半世纪桃李满园皆仰师恩。” ——这26个字是对我父母亲半个多世纪杏林生涯的真实写照。
1981年，父亲应德国洪堡基金会的邀请，回到了阔别35年的第二故乡——德国和奥地利访问和作学术交流，回国时他没有为自己买回大件电器，却自掏腰包为医院买了台幻灯机。
父亲曾在人大、政协及各种会议上多次呼吁提倡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国民素质。在科研、教学工作中，父亲言传身教传医德，甘为人梯育新人，深得病人、学生和同事的爱戴。工作中身体力行，他常说：医生要克服“治病不救人，爱病不爱人”的倾向，除了过硬的医学本领外，对病人还应该多体贴和关心，要有同情心，绝不能损害病人的利益。医生要多接触病人，医疗仪器再先进，也不能代替医生对病人的触诊、叩诊和听诊。科研中父亲带头攻关，然而在论文署名上，他却执意要把学生的名字写在前面。坐诊时，他坚持实行病人只挂普通号，不设专家号。家中客厅里的长沙发经常成为登门求医病人的临时检查床。有的农村病人，以他们特有的纯朴方式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送来一些土特产，但父亲都婉言谢绝了，实在推托不了的，他都会坚持付钱后才肯收下。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他就是这么认真。
家父一生为人正直，淡薄名利，处事低调，潜心学问。1984年他七十岁生日时，李绍白教授等曾策划在《同济医学院学报》上出版专辑庆贺，他得知后说什么也不同意。由于工作需要，父亲经常接触高级领导干部，但他从未向他们要过电话号码和因私事找过他们。医院的同事生病住院，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工人，只要知道了，他都会亲自去探望。
1983年的一天，晚饭后父母亲要我到书房去，他们把捐献无锡祖辈遗产2万元给家乡中学兴办教育的决定告诉了我，并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能理解我们作的这个决定。你很年轻，要自己创业！”
到了晚年，父亲经常对同事讲，自己年事已高，为国家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多做工作。他书房的灯光常常亮到很晚很晚，由于年龄关系和用眼过度，他的眼球结膜时常出血，但他坚持带病工作，精心著书立说，为培养年轻医师呕心沥血。父亲的时间观念特强，无论是开会还是学习，他总是提前到场。“Zeit ist Geld”(时间就是金钱) 是他的口头禅。
1991年5月8日晚，父亲在电话里讨论《临床内科杂志》主编继任人选问题时，因情绪激动突发脑溢血，这天正好是他患重症肺炎住院四个月，刚刚康复出院一周的日子！ 他即刻要母亲和我打电话找来梁扩寰教授，交待工作和后事，他说：“我不行了，要去见马克思了，我死后，遗体要解剖，……。”是啊，这也是他生前在不同场合多次倡导过的——医学科学要进步，病理解剖必不可少。医务工作者更应以身作责，使得人们从旧观念、旧习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他就这样，没顾得上向一直守候在他身旁的母亲和我说上一个字，交待一句话，就匆匆地走了！在家父的追悼大会上，他的列代弟子肝肠寸断，怀着对这位老师的无比景仰和依依不舍的心情，不由自主地跪地磕头为他送行，场面令人动容，使我终生难忘！这是学生们发自内心的哀悼！这是师生情深最真实的流露！这是对家父最高规格的悼念！
在整理家父的遗物时，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内科一位女军医写来的感谢信。原来在出差途中，她结识了父亲，慕名向他请教了几个学术问题。在百忙之中，父亲亲自给她写了长达7页的回信，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父母亲出差途中，也曾不止一次地在火车、轮船上救治过突发急病的乘客……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父母共同生活了30年，在母亲因病手术后,父亲不仅从精神上积极鼓励她战胜疾病，而且在生活的点滴上更加无微不至地关心和体贴她。母亲则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勤俭持家，对父亲的过去表示理解，并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了他全力支持和悉心照顾，即便是在那是非颠倒的非常时期，他们也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濡以沫、如胶似漆。父母亲虽然离我远去了，但他们的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却深深地激励着我。他们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过晋源，原同济医科大学教授，著名内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内科学重要奠基人之一，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获得者。过孝汉，过晋源之子，现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科技集团。原文载于《武汉文史资料》，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