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
1940年，宋名通学成回国后，抱着“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到上海。本来想往内地工作，但因父亲患严重的肺气肿，家里不让远离，于是留在上海，一方面自己挂牌行医，一方面在上海大德医院担任儿科特约医师。当时的德国人欧特Oettel（从前同济教授，宋名通的老乡）要办德国医学院，为吸收中国学生，派宋名通到光复、南方两中学教过一年德文。后宋名通又在德国人Brettschneider办的德文专修学校讲授晚班德文。
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宋名通经人介绍担任上海铁路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原来医院大部分是日籍医师，在宋名通任院长的三年多的时间内，上海铁路医院除了留下医科日籍医师海老名硅治而外，其余的都被宋名通解职回国。宋名通介绍了一些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医生入院，其中不乏宋名通同济医学院的老同学，如：外科主任兼妇产科主任陈德梵文、内科主任吴轶辟等。
1946年，同济大学医学院由四川宜宾迁回上海，因尚无儿科教授，经当时的同济医学院院长梁之彦介绍，宋名通担任同济医学院兼任儿科教授、附属中美医院小儿科主任。出于对母校的一份特殊情愫，宋名通积极加入到了同济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中。上海铁路医院亦是他兼任儿科主任。这样，宋名通上午在铁路医院，下午在同济医学院，每天像铆劲的螺丝钉一样忙碌着。在此期间，宋名通的一位朋友曾介绍宋名通参加青年党，以便以后担任青年党卫生部部长。宋名通斩钉截铁地对这位朋友说：“我不想做官，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
1949年10月1日，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人民的新世纪。一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服从党的领导的宋名通以无比欢欣的心情投身于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中。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命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当时的困难和阻力是非常大的，许多人都持反对态度。宋名通则非常坚定，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专家教授及师生员工中广为宣传同济医学院迁校建院的意义，并以身作则毅然辞去上海铁路医院院长职务，同意迁汉。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年，在同济大学医学院筹组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的重要时刻，宋名通踊跃报名参加了同济医学院组成的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并立功受奖。
1955年，宋名通放弃了上海优裕的生活条件，随同济医院举家迁至武汉。至逝世前，一直担任同济医院儿科学教研室主任28年。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积极领导全科同仁，壮大同济儿科，为同济医学院的建院、建系、以及儿科教研室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推动了我国儿科学发展。历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理事，湖北省儿科学会、武汉市儿科学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员会委员。
“小儿不是成人的缩影”，儿科医学研究的先行者
随同济医院迁校来武汉后，宋名通不因当时科小人少而灰心，而是在力求做好眼前工作的基础上，想得更远更深。医院开院不久，宋名通就积极筹备成立各儿科专业组和实验室。因当时我国尚缺符合小儿特点的生理指标，往往只能根据成人的相应指标酌减对应。1959年，宋名通在国内率先提出“小儿不是成人的缩影”，在艰苦的条件下，他成立了儿科生化实验室，带领王慕逖等研究小儿生理指标常数，经过数年摸索，在全国率先测定了甲胎蛋白、补体等小儿生化指标常数供临床参照。
1973年后，宋名通、董永绥在国内首先发现和报告隐匿HBV感染干扰乙肝疫苗应答及潜在传染性问题，提出某些外源性或内源性有毒物质或有害因子如感染、中毒、营养代谢障碍等均可造成肝肾同时或先后受损的观点。1978年，他又在国内首先提出乙肝病毒相关性肾炎的概念，发表了《对肝肾综合征的新认识》、《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小儿肾小球肾炎》等重要论文，明确提出对肝病患者除进行肝病有关检查外，还应检查尿常规和肾功能；反之，对肾脏疾病患者亦应检查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肝功能，同时还须进行随访，以求对其有本质上的认识并进行有效防治。这一观点受到全国儿科工作者高度重视。
儿童肾脏疾病临床表现多样化，为了让医生能更好地进行诊疗，1977年，宋名通提出了《关于小儿肾小球疾病临床分类的建议》，经过讨论于1978年正式成文，为国内制定小儿肾小球疾病临床分类法打下了基础，被广泛应用于儿科肾脏病的诊断，为我国儿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至2000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肾脏病学组才在这一基础上，根据疾病谱的进展进行了修订。
1979年，宋名通组建了儿科肾病实验室，着重开展小儿肝肾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工作，在国内率先发表《血清C3与小儿急性肾小球肾炎》论文，阐明了急性肾炎血清C3的变化特点和规律。其后相继发表有关小儿肾小球疾病免疫学研究文章多篇，其中《小儿肾病综合征Tr和Tu细胞的变化及其免疫抑制剂作用机制的探讨》一文，被选为第17届国际儿科学会交流论文。
宋名通主张各专业之间应该融会贯通，认识宋名通的人都说，是说他一个“钻研型”的学者，喜欢和不同专业的人打交道。一旦他认为某个领域的知识对他的工作大有裨益，他就会认真学习。宋名通有一位朋友是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他非常喜欢与这位朋友探讨，认为他们二人之间的专业可以融合贯通。因为精神病人神智不清，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表述自己的病情，医生只能根据精神病人的情绪反应及医生本人的经验来判断病因。同样，尚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小孩，儿科医生也只能通过小孩的情绪反应及医生本人的经验来判断小孩的病因。宋名通经常组织儿科医师与生化、微生物和病理学等基础医学方面的教师共同查房、合作研究。在很多看似无意的交谈中，宋名通总能发现跟医疗有关的信息，尝试将其他学科的技术和原理用于医学。他曾经说过：“医学的发展必须和其他学科交叉才能前进。”这非常符合现在医学的发展观。这种发散性的思维使宋名通总能发现新问题，建立新思路。有一段时间，宋名通致力于研究肾脏病的中医治疗，每天在家背“汤头”歌，还带着他的儿子们一起背。
宋名通喜欢学习外语。程佩萱教授说：“宋名通把刮胡子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俄语。”他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买书和看书，精通德语、英语、俄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购买各种书籍，尤其是外文书籍，是武汉市外文书店的常客。每当书店来了新版的儿科书籍，总是第一个通知宋名通，这使宋名通在信息闭塞的年代可以读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书籍，广泛的阅读使宋名通的思维非常开阔。在小儿医学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源于宋名通勤于学习和擅长学习的能力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