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儿科学教材的编著者，严谨智慧的医学教育家
宋名通尤擅长表述，他的理论基础广博精深，文章流畅，文字精湛，历届儿科学教材和全国性儿科参考书，都倾注了他的智慧和心血。
1958年，为了扩大培养儿科专业医师。卫生部决定在当时的武汉医学院成立儿科系，由宋名通任主任，童尔昌、王焕新任副主任。并成立4个教研室：儿科学基础和小儿内科学教研室，由宋名通兼任主任；小儿外科教研室，由童尔昌任主任；儿传教研室，由孔静宜、桂世澄任副主任；儿保教研室，由王焕新任主任。1958年武汉医学院儿科系招收第一届学生（后因国家财政困难于1963年停办），由于解放初医学教育采用苏联教科书，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可供教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习，1960年，宋名通和周华康、秦振庭教授一起主编了建国以来第一部儿科学教材——《医疗系儿科学》。1961年，宋名通肩负重任担任全国高等医学院统一教材《儿科学》主编和总审阅（1988年《儿科学》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儿科分册》副主编，《儿科基础与临床》、《儿科基础学》分主编。以后历届的全国性的儿科教材和参考书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智慧，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著名的儿科肾脏疾病专家王韵琴教授回忆说：“当时她担任宋教授的助手，编书的过程是痛苦而快乐的：专业知识要精准，遣词造句要流畅，标点符号都要一改再改。整本教科书的每个章节，宋教授都要通读多遍，编委们特别怕宋教授召唤，因为意味着又要返工，但是当看到最后的劳动成果，心情非常愉悦，在这种严谨的作风下编撰的首版儿科教科书，至今仍被引为经典。”1983年6、7月份，全国统编教材《儿科学》即将再版，主编的重担仍然落在宋名通身上。虽然宋名通肠道大出血病愈不久，身体很虚弱，但是任务下达以后，他二话不说开始主持编审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0年宋名通曾招收硕士生2名，后因国家经济困难而中止。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收工作，宋名通于1978年和1979年每年招收肾脏病、肝脏病研究生各5名。为了培养合格的研究生，他呕心沥血，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把研究生请到家里进行辅导。有一次，他在家中指导一个研究生修改毕业论文，从晚饭后直到深夜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那位研究生见他身体不好，天气又异常炎热，担心他病倒，劝他休息，第二天再讲，宋名通却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就这样一遍又一遍直到深夜一点钟，直到他认为满意了才结束这只有一个学生的讲课。第二天他发烧了，真的病倒了。正是在宋名通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下，宋名通的研究生毕业后，大都成为了我国儿科领域方面的专家。如翁坤荣，1978至1981年在宋名通指导下攻读儿科肾脏病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武汉医学院二院任儿科讲师。1985年，调深圳市妇儿医院，历任儿科副主任、第一副院长、儿科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兼任广州医学院儿科教授、同济医科大学特约儿科学教授。现任中国微量元素科学研究会微量元素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微量元素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儿科肾脏病学会会员。
1979年，经北京等地儿科专家向卫生部推荐，在同济医科大学组建儿科系教学领导小组，由宋名通任组长，童尔昌和杨爱德任副组长。以同济医院与协和医院两个综合性附属医院为基地，共同承担1979级、1980级、1981级和1982级共4届儿科系教学。宋名通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通常说：“小儿不是成人的缩影”，强调学生要学好儿科学基础、各年龄组小儿的解剖生理和临床诊治特点。他还十分重视教书中育人，常告诫学生：“一个好医生，必须要有高尚道德、广博学识、丰富经验、强健体魄、百折不挠的志气。同学们向这个目标努力，我相信我国医学界不久将来，必将放一异彩。”同时宋名通又以渊博的知识和幽默的表达让学生们视听他的课为一大享受。如说“牛奶是为婴牛吃的，不是为婴儿吃的。所以婴儿就要吃更多的牛奶中蛋白质含量…”有一次，为了阐述小儿生长发育中头胸比例的关系，举了一个两个小偷的例子：一个贼师傅（成人）带一个贼徒弟（儿童）偷东西，被人发现，仓皇逃跑。准备从窗户缝钻出去，结果师傅头出去了，身子卡住了，被抓住了。徒弟头出去了，身子也出去了，跑掉了。宋名通从故事中引出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听课的同学印象深刻。
宋名通不仅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每次上课，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听众，他都要认真修改他的备课笔记，密密麻麻一大本，一共几个问题，每个问题多少时间都规定得非常详尽，并且一定会换上一件整洁的中山装，刮干净胡子，以自己最好的面貌去面对学生。他一再强调，医学工作者一定要做研究，而且要把研究总结出来。他对学生们说：“如果有一年，你们没有在中华系列杂志上见到我新发表的文章，那说明我已经不在了。”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在他的影响下，儿科教研室的年轻医师们，包括王韵琴、王慕逖、董永绥、刘婉君、程佩萱等，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均成为备受尊重的权威专家。
医术高超的“宋爷爷”，大公无私的“健忘者”
宋名通从事儿科医疗事业40多年，无论其它工作多忙，也从不放松临床工作。他高超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深受患儿、家长的尊敬和爱戴。
解放初的湖北医疗条件相当艰苦。迁至武汉后，宋名通因地制宜，带领王韵琴、王慕逖、董永绥、刘婉君、程佩萱等，创造性地开展了许多独创的、造福儿童的治疗方案。
1956年后，我国各地儿科“中毒性消化不良”流行，不仅发病率高，且严重危害小儿健康。经查阅同济医院资料，从1956年至1960年住院中毒性消化不良逐年病死率为：12.5%（3/24）、10.85%（10/93）、6.07%（15/250）、7.3%（14/291）、12.7%（17/134）。宋名通为了应对此疾病，特地组织年轻医师沈志莲、王慕逖和董永绥在湖北省的房县、竹山、竹溪、郧西、郧阳、均县、麻城等地和三线建设地区坚持开展巡回医疗。分别重点就此疾病的病原、患儿体内生化变化和临床处理进行研究。系统的研究“中毒性消化不良”的病原，发病机理及治疗对策。发现此病多由致病性大肠杆菌EPEC O111、O55、O128、O44、O86等菌株感染后引起的急性水样便性腹泻病。因当时我国婴幼儿、尤市郊及农村小儿多营养欠佳，故临床上以中度脱水为主、为等渗性和低渗性，且代谢性酸中毒多见，缺钾重（尤其在脱水、酸中毒纠正后），病死率高。根据病理生理，宋名通研制出液体疗法，首创儿童头皮静脉输液法、首次在低钾血症的患儿尝试静脉补钾，并总结出治疗输液“十六字”原则：“据证定液、先盐后糖、先快后慢、见尿加钾”。经城市和农村儿科应用，简便易行，提高了治疗效果。
宋名通高超的医术获得了医学界的广泛认可，当时儿科学界流传一句话：“北有周华康，南有宋名通”。1957年，宋名通作为中国儿科医学代表出席苏联第六届全苏儿科学会。
1977年，一位农民带着身患重症的女儿来院治疗，7岁的孩子只有3岁孩子的身高，又黑又瘦，经检查诊断为“肾小管酸中毒”。适逢农村“双抢”农忙，住院1周后，患儿的父亲坚决要求出院，但孩子的治疗势必被耽误。宋名通亲自和家长谈话，最后说服家长让孩子留下来，由医护人员负责单独治疗。孩子住院期间，宋名通让护理部制定特殊的护理计划，他和其他医生轮流买水果、点心给孩子吃，使她得到家庭般的温暖。每当别人问小女孩：“你知道是哪个医生给你治的病，哪个医生最好，”她总是回答：“宋爷爷！”后来，家长来接她时，她还不愿意走，要和宋爷爷在一起。他父亲后来赠送了一面很大的锦旗，表达对宋名通和其他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
这样一位在患儿及家长眼中慈祥、细致入微的宋爷爷，在家人眼中，却是一位相当“马虎”的父亲。有一次，宋名通的爱人熊彩珍到外地出差，宋名通负责照顾儿子。宋名通将蚊香拿到床边，却忘了点燃就和儿子一起睡觉了。第二天起床，两人一身的红疙瘩，儿子生气了，责怪宋名通。宋名通说：“我只想把蚊香拿到床边吓唬一下蚊子，让它们不敢咬我们，谁知道蚊子不怕吓唬呢。”还有一次，宋名通换衣服，找不到衣服的位置，就从还在晾晒衣服中随便抓了一件穿上，儿子一摸，居然是半干的，但宋名通笑呵呵地说：“没关系，用体温烫干的衣服更贴身，更笔挺。”
宋名通虽德高望重，但是从不利用手中的职权和自己的影响力谋取私利。在武汉，宋名通担任湖北省职称评定委员会医学组主任时，当时他的夫人熊彩珍老师申报正高级职称，宋名通却在评定会上说：“我们家已经有一个教授了，还要一个教授干什么呢？”主动将名额让给了其他同志。更让人感动的是，从此以后，熊彩珍一直到退休都没有再参加正高级职称的评定。
儿科的同事们对宋名通的评价是知识渊博，多才多艺，而且“健忘”。他经常把钢笔忘在办公室里，再拿一支新钢笔，过不了几天又会忘在办公室。另外经常忘记伞，同事捡到还给他，他就说：“不用还了，你拿去用吧。”到后来，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用一样的钢笔和伞。宋名通的小儿子宋显辉教授后来说：“其实宋名通教授是有意“健忘”的，每次买钢笔都是买一打，伞一次性买10把。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收入比普通同事高，又不好意思明着救济大家，于是用“健忘”来成全他的善良。”
1980年2月，卫生部委托武汉医学院派遣肾移植考察组访问东德，大家一致推荐宋名通担任团长。宋名通不负众望，带领整个团队圆满完成了任务，载誉而归，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支访问东德的医学代表团。
1983年，宋名通发表的《小儿肾病综合征Tr和Tu细胞的变化及其免疫抑制剂作用机制的探讨》一文，其中关于肾小球免疫学的新观点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选为第十七届国际儿科学会交流论文。11月，宋名通将作为中国儿科界代表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十七届国际儿科学会，并宣读论文。深为遗憾的是，在会议前夕，宋名通已身患重病。省市有关领导亲自来同济医院感染科看望宋名通时，只见一位消瘦的老人半躺在同济医院感染科的病床上，手中正捧着一本书，旁边还放着一摞手稿，上面的英语论文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虽然身体不适，但宋名通仍在坚持修改参会的文章。大家请他放下工作，安心休养。但此时此刻，这位一生只想到工作，从不考虑个人的宋名通说：“我还有两件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一是我还要去马尼拉参加国际儿科学会；二是我要主编好再版的《儿科学》，如果能再给我半年时间就好了……。”在场的同志们无不感动流泪。
宋名通就是这样一位从不考虑自己，一心想着他人，把全身心交给患儿和儿科事业的人。他从事儿科临床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40余年，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儿科高级专业人才。他经常说：“‘学习知识，贡献社会’是我的家训，我们人生在世，就要用所学的知识干些事业，为祖国和人民作些贡献。”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用毕生的精力，鞠躬尽瘁、孜孜追求，谱写了一曲为儿科事业终身奋斗的颂歌。
1983年9月17日，宋名通因病逝世于武汉，享年69岁。
（作者：唐萍）
参考文献
1.宋名通人事档案.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
2. 华中科技大学纪事.李智 胡艳华.2012.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3. 百度百科·杨述祖: http://baike.baidu.com/view/15311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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