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协和医院半个世纪的工作经历，使我有幸接触到医院的历任院长。在他们当中，有宏才大略者，有辛勤耕耘者，有精于管理的治国之才，有业务精深的学者专家，也有久经考验的仁人志士以及国外学成归来的现代精英。
我做过临床医生，也曾担任协和医院院长达8年之久，正是这些经历，使我在与历任院长的零距离接触中，对他们各自的工作能力、作风、作派、业务水平及业绩等，都留有较为清晰的印象。其中，有一位最令我敬佩，却在十年动乱中不幸英年早逝的长者，这就是已离开我们四十余载的高景星院长。
高院长早年求学于北平燕京大学。据文献记载，这所大学是一所在中国仅存33年、却消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教会学校。在短短的33年时间里，燕京大学曾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高景星1935年从燕京毕业后又考入国立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攻读，1940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来到汉口协和医院骨科临床工作，1957年至1967年间担任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分管医疗教学的业务院长。
什么是受人民欢迎的好医院？这是一个至今仍令人争论不已的问题。林林总总的答案中不乏空泛的口号，华丽的言辞。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却是高景星院长在六十年代初所作的一段朴实无华的表述，“让老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医院，就是好医院”。在他和同仁们的倡导下，“减少病人痛苦，减轻病人负担，保证医疗质量”即“两减一保”活动，成为了那时协和人医疗工作的指导思想。相关措施陆续出台，病人住院时间不断缩短，住院费用日渐减少，医疗质量逐步提高。阑尾切除、胃大部切除等手术都创造了当时全湖北省费用最低、住院时间最短、并发症最少的记录。为了达到“两减一保”的目的，主管全院医疗工作的高院长抓住院、抓周转，甚至病人的伙食质量以及理发价格等，都一一关心过问。正是他的倡导与关心，使协和医院职工食堂和病人营养室都保持了几十年“物美价廉”的美誉。
高院长当年下科室不是带领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到会议室去听汇报、作指示，而是定期与专家一道下病房查房，在具体的医疗工作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记得有一次，高院长陪同我院某著名外科教授查房，在查到一晚期食道癌病人时，主管住院医生在病人的手术次数、顺序等问题上出了差错，令查房教授大发雷霆，摔了病历牌，声称“连基本病情尚未搞清楚，要我来查什么房?”并要求对该“老爷住院医生”予以严惩！高院长首先肯定了教授严格要求的必要性，并在次日的全院周会上作了通报和批评，提出了提高查房质量的基本要求和措施。事情到此本可结束了。但高院长随后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小型的调研会。会上他说：“据我所知，当事的住院医生平素是一个非常敬业的青年，一般情况下不应出此纰漏，此事是否另有隐情？”作为知情者，我当时对这件事作了些说明。原来，查房头天晚上9点钟，病房对住院病人床位临时作了一番调整，但这位住院医生对此事并不知情。被查房的那位重症病人已曾先后动过11次手术，情况非常特殊。次日上午8时许的查房，原来并不分管该床位的那位住院医生在匆忙间未能准确了解病情经过，因此出现了误差。高院长得知情况后，迅速与查房教授进行沟通，取消了原欲给年青医生的处分，并对病房的床位调整进行了规范。
作为领导，事情的前一半处理并不困难，可敬之处在于领导对下级的了解，对反常事件的调研并从中总结出相关的经验教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医务人员多集中住在院内的医生宿舍。当时住宿条件较差，四五人一间，集体洗手间，无卫生管理人员。有相当一些房间因无人打扫，无人管理，成了全院闻名的“脏、乱、差”典型，房间内臭气熏天，垃圾遍地。虽然被多次批评，但收效甚微。本来没有分管后勤的高院长闻知后，主动要求插手此事。他离开自己相对清洁、舒适的家，搬到医生宿舍里最脏最乱的一个房间住下，和室友们一起“三同”。他亲自动手打扫卫生，整理房间，请来医院后勤部门帮助修理改进洗浴设置，明确提出一句震撼人心的口号“让我们过人的生活”。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一个月后，医生宿舍彻底改变了面貌，也使协和医院的青年医师受到了一次难得的教育。
作为基层单位领导，我个人认为，并不绝对需要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多么过人的智商，最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人品，良好的气质及敬业精神。在此基础上，注重细节，因势利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层工作成败的关键。为什么在众多的院长中，高院长最令我尊敬、难忘，我想上述感慨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是高景星院长的百年诞辰，谨以此文献给九泉之下的老领导，我极为尊敬的高景星院长。
（高景星，1914.5.19—1968.6.5，骨科专家，曾任附属协和医院院长。宋善俊，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武汉协和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止血与血管新生专业委员会副主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