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辨明1914年5月12日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安化王氏家族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祖父王国华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爱国教育家。子女八人中父亲排行老大，兄妹中有四人因患病而夭折，因此父亲自幼起决心学医。1940年，父亲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之后于1940年至1942年参加了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抗战医护工作。1946年，父亲留学美国，1947年回国后任上海国防医学院和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副教授。1949年后，父亲历任上海市第二传染病院院长、武汉市传染病院院长、同济医学院教授、附属协和医院内科主任、血液病研究所所长。1981年至1982年，父亲赴西德考察。1956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七年，他的教诲和英灵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后人心中回荡！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时，重新提笔整理父亲走过的历程，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往日的岁月又历历在目，在此回忆父亲生前的几件事迹，以表达儿女们对他的深深怀念之情……
在我们子女的成长及所受的家教过程中，父亲常以伯祖父王国维所著《人间词话》中做学问的三个境界之名言，谆谆教诲我们今后怎样选择和完成自己的事业：“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回想起来，正是这三种境界，为父亲和后人在心中树立了宏大的事业志向。父亲的一生就是以三种境界名言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1937年，父亲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学习进入第五个学年，时逢“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全面展开，父亲毅然参加了上海和浙江金华的抗战红十字会救护队。从当年11月起，他随同济大学向内地转移，从上海先搬迁到浙江金华，然后又迁至江西赣州、广西桂林和云南昆明。尽管学习环境远远不如和平时期，但学校全体师生坚持边转移边上课的原则，因陋就简，积极创造条件继续学习。父亲于1940年在昆明毕业后，再次志愿到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参加抗日战争第一线救死扶伤的全职工作，被分配到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北路东线第三区队及第十二医务队任战地医师。当时救护队为工作人员订立的八条救护信条是：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病安全；增人类幸福。救护队常冒着日寇炮火抢救运送伤员，途中多次遭遇敌机空袭轰炸和低空扫射。父亲随身只带一个小军用皮箱和一个听诊器，命令一来就转移，行军至夜深时，就找个被遗弃的房屋住下，当时救护队的生活是极为艰苦的。记得文革中我们三子女高中毕业后都陆续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父亲常在信中谆谆告诚我们，尽管我们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但与他在抗战时的经历比起来还是要好得多，他积极鼓励我们在农村克服各种困难，安心锻炼。1942年父亲兼任湖南东安军医训练第五分所指导医师，该所主任当时由林竟成兼任。之后，父亲进入西南大后方医院，先后服务于昆明昆华医院、桂林省立医院和重庆陆军总院，在后方医院处理从战场上送下来的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多是由红十字会救护队先处理后再送到后方军医院。抗日战争期间参加红十字总会抗战救护队工作，救治抗日将士及平民百姓，是父亲生前感到自豪的一段经历。
1949年7月上海解放后，解放军驻上海郊区太仓县的部队在金仓湖进行了渡湖游泳训练，为解放台湾做准备，但约有数千官兵下水训练后就病倒了，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烧、风疹块、面部水肿等症状。在此之前，中美医院邵丙扬、冯新为等教授曾在太仓地区搞过日本血吸虫病调查，手上也有资料，因此他们怀疑部队士兵可能感染上了急性日本血吸虫病。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立即通知华东卫生部和驻沪解放军有关单位，并紧急决定成立上海市血防大队，邵丙扬被任命为大队长，洪宝源为太仓血防中队队长，父亲、王心禾、郝连杰等为分队长，进驻太仓，在解放军健康委员会的配合下，对确诊患病的官兵日夜看护，用酒石酸锑钾治疗患者4800余人，疗效显著。华东军管会为此给包括父亲在内的同济医学院血防中队医生和领导记了功，同济医学院的名声从此更响了。
教书育人是父亲生前的一大乐趣，也是一大挑战。他习惯于清晨四五点起床看书，准备好当天查房或者上课教学的内容和资料。父亲在病房查房时，常常是边听管床医生汇报病史，边亲自为病人做体检并询问病史，给学生做示范时细致入微。父亲查房时有个规矩：不准管床医生报告病情时看病历。如果管床医生不能满意地回答他所问到的病人近期临床表现或各项化验指标的话，父亲就会生气地对管床医生说，如果医生对自己病人情况不熟的话，还要管床医生干什么！有时他还会发脾气，当众摔病历夹。记得有一次父亲摔病历的事情传到母亲杨宜家（时任附属同济医院眼科教授、副主任）耳朵里，母亲就劝父亲不要脾气太大，说文革时有人揪斗你的原因之一就是你往地上摔病历。父亲答道：好的规矩一定要恢复。父亲也非常乐意与学生们打交道，只要他发现哪位年轻人肯学，就会花时间热情地帮助他（她）。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或路上，一旦遇到学生前来请教有关学习或工作问题的话，他都会耐心地与他们认真讨论和研究问题。记得我在湖北学习、工作期间，无论是1982年去沔阳县人民医院实习还是1987年去随州市给当地医生讲临床药理课，我所遇到过的当地临床老师们中很多都曾是父亲的学生，与他们交谈中，我深切地感到父亲所表现的良师风范为他们树立了一个难忘的楷模。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尼克松总统访华后，进口的医学英文书籍明显增多。父亲周末常带我们去逛的一个地方就是位于汉口江汉二路的新华书店二楼专业书柜。在书店里，他捧着一本他所感兴趣的原版内科教科书站在那里，一读就是一两个小时。当时原版教科书的价钱是非常贵的，又没有复印机，父亲从书店回到家后就马上做读书笔记，将书店里读的重点内容写下来。即使他80岁高龄以后仍喜爱读书。我每次回国，父亲总是要我带两本有关老年病的最新版本书籍。父亲说自己年纪大了，患了老年病，但老年病学在中国是一门较新的学科，需要学习国外的新东西。由于父亲年迈视力弱，不能自己长时间阅读，他就采取与医学生一起开读书会的方式学习，请一两位学生到他的病房里用英文与他们聊天，同时鼓励他们用英语读一段有关老年病的章节给他听，如果学生在读书过程中有些英文专业单词发音有问题的话，父亲就会耐心地纠正。读完一个章节后，大家就一起讨论读书心得，总结每一章节的重点，学生学得很认真，英文笔记做得很详细。
父亲退休后还坚持每周与医学生一起查房，与学生讨论病情。当他在分析病人的病情或思考问题时，眼睛似乎半闭着，但站在父亲周围听他分析病情的学生们则心里很请楚，只要王教授的眼睛再全睁开的那一瞬间，他最先看到的那位学生必然是要被请出来回答问题的。所以学生们边认真地听父亲分析病情，边盯着看他什么时候会突然睁开眼睛，不容开半点小差。即使退休了，父亲一查房就是整整一上午，累了从不坐一下。腰酸背痛时，他就“偷偷”在椅背上靠一下。后来，他患上老年性硬肿症，脚肿得走不动了，但只要有机会，他还会拄着拐杖到病房里看一看。
今年是华中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成立二十五周年。自1960年父亲在武汉协和医院建立起当时中南地区第一个血液病科以来，该院厚积薄发，在血液病学临床治疗和研究方面均取得傲人成绩。1980年，父亲主持的人体白血病细胞体外培养增殖分化研究取得重要成果。1989年，由卫生部批准成立了我国当时仅有的四个血液病研究所之一。1995年，该学科成为湖北省省级重点学科，并于2007年晋升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并成功开展了脐血移植、非亲缘骨髓移植、外周血干细胞等移植手术。父亲主编或参加编写了《白血病》《内科学》等多部学术专著。我们大家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您所开创的中国血液病研究事业已后继有人，您曾亲手培养的众多弟子们已登上祖国血液病科学研究和临床治疗之巅，正在造福万千患者。
（王辨明，1914.5.12—2007.2.22，我国内科血液病学奠基人之一，1961年他率先创建了中南地区第一个血液病专科，并建立了止血凝血机能检查室，开展人体血栓和止血、凝血和血小板功能临床检查，以及血液和骨髓细胞形态学的研究。王誓一，王辨明之长女。王小宜，王辨明之次女。王钢，王辨明之子，1987年获同济医学院药理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美国纽约康乃尔大学，我校法医系特聘教授。本文由王钢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