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抗战期间，武汉大学在迁川途中，图书、仪器、药品未受较大损失，我们在战乱中坚持学习，并基本完成了专业学习所需的全部实验，参考资料也不缺，我的毕业论文（植物色素方向）初步涉足植物化学的研究。
我学的是化学，本科读4年就毕业了，但同济大学医学院那时候要6年才能本科毕业。学生进校后就先念一年德文，后来还要多学一年临床实习。抗战期间，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同济大学医学院迁至四川李庄。乐山就在李庄的上游，相距一两百里，很近。今年已经90多岁的江明性于1940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和我同年毕业。
1946年，大学本科毕业后，我回江苏省立昆山中学任教。1947年，我调至上海华联染料化工厂任技师。1950—1951年，我在东北工学院抚顺分院先后任助教、讲师。1951年2月，学校放寒假，我回武汉探亲，在父母的家过年。父亲丁人鲲是武汉大学工学院教授，住在珞珈山。当时正碰上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和武汉大学医学院等单位合并，成立中南同济医学院。原武汉大学医学院院长和父亲较熟，父亲跟我说：“你回来的正巧，中南同济医学院已经招生上课了，还缺老师，你就留在武汉，会有更好的发展，别去东北了，太远了。”
我为什么愿意留下来呢？第一，中南同济医学院汇集了一大批医学界大师，对学医的人来讲很有吸引力。第二，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东北局势比较紧张，东北工学院也准备搬到东北最靠边的鹤岗，一部分教师已调至大连工作，我即使回去也难以正常工作。第三，我在老家江苏苏州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是我现在的老伴。东北离苏州太远，我怕她从南方到北方生活会不习惯，而武汉离苏州近，回苏州老家也方便。第四，父母年老，身边需要亲人照顾。基于这些考虑，我就答应父亲留在武汉。
当时东北工学院的调动比较容易，我写了封信给校领导说要留在武汉方便照顾父母。东北工学院那边也很客气地回复说让我在这边好好工作。至此我的调动并没遇上很大的麻烦。1951年暑假，我回苏州结婚，之后和妻子一起再回到武汉。
1952年2月，我到中南同济医学院入职。后来父亲陪我去拜访了医学院基础部的主任杨晟教授，还有殷传昭、范乐成等领导。殷传昭是从部队调进来的，他在部队是师长，可是当时组织上还没有公开是派他来任党支部书记的。我们当时也还不知道学校还有党支部。直到后来，教育部的党组织公开，我们才知道殷传昭是党支部书记。
中南同济医学院选址在原汉商跑马场，但是房子还没修好的时候，部分师生就从上海迁了过来，于是决定先在武昌阅马场东场口办学一年。东场口的房子在蛇山的边上。门口是马路，进去之后，宿舍、教室都在山上。我记得杨晟等教授都住在半山腰上。我住的是单身宿舍，虽在蛇山山顶，地势也不高。
当时医学院的学生有两期，一期是从上海搬来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合校前已在上海完成了招生工作，共招了八九十人，之后才迁到武汉。另一期是武汉大学医学院自己一年级的学生，跟着合校也搬迁至阅马场东场口。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加起来大概有一百多人。当时的学生中有我们过去的老党委书记叶世铎、同济医学院老院长罗丽兰（原是外文专业后转学医学专业）等，他们原都是从武汉大学医学院来的。
随着校园的建设，教师们越来越多，生化教研组、解剖教研组、组织胚胎教研组、微生物教研组、寄生虫教研组等等陆陆续续都建立了。当时从上海同济来武汉的教授资历较深，有好多一级、二级教授。一级教授有杨述祖、梁之彦、姚永政等。校图书馆收藏有很多一级教授的专著。但化学教研室、生化教研室没有从上海来的教授。当时教物理、化学、数学、外语这些基础课的老师都是武汉大学医学院来的。
我所在的化学教研室那时没有教科书，教师们就只有自己写讲义，后来翻译外文资料，自己印刷。那时湘雅医学院是有老教材的，化学教研组便从他们那里弄些老教材。教学改革的时候，我们还去湘雅医学院开过会。
从1951年到1952年，同济医学院三层的教学楼刚刚勉强算修好。同时修建了两栋教师的宿舍，一栋是601，就是现在药学院的对面。那时的601是平房，给助教住的。还有一栋是404，是给教授和讲师住的。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助教。我回来犹豫了便是因为原来在东北工学院是讲师，到这里让我当助教，降了，不大愿意。我父亲当时这么说的：“这不要紧，助教过两年就升讲师了。”经父亲这么一说，我便回来了，住在601的平房里，一间房后面有厨房。1954年，我升为讲师，搬进了404宿舍楼。
1954年，武汉遭遇大洪水，同济的学生全体上堤抗洪。学校地势较低，为了避免被淹，教研室从一楼搬到二楼。当时我们还组建了歌咏队在长江边上，为出去劳动的师生加油打气，为此电视台还有报道。
1955年，学校抽选了20多名教师（含附属协和医院、附属同济医院）参加高教部组织的留学苏联考试，我是其中一名，并通过了考试。1956—1957年，为留学苏联作准备，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1年。1957—1960年，我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特殊有机合成室进修。莫斯科大学是苏联名牌大学，差不多每一教研组均有院士及通讯院士。该校重视基础理论、专业课，有机化学由科学院院长澳斯米扬诺夫亲自讲授，学生们受益匪浅。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我的导师知道我是在医学院教化学的，他说你应该学一学药物，回去也有用处。当时他给我的课题是“神经有机化学”，还分配了几名大学生给我当助手。我做完后，又相继做了新药合成、药理与化学、毒理等课题，因此学习到不少知识，对新药研究的全部程序得以熟悉了解。
1960年，我从苏联学习回来，仍在基础部工作。我们这些从外国学习回来的人建议成立药学系（当时中南地区没有高校开设药学系），当时的药理教研组也希望单独建系。所以就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及一批校内教师给学校打报告，申请成立药学系，并上报教育部。可是当时有校领导不同意成立药学系，他担心这样会把基础部的力量削弱，影响整个同济医学院的发展。
后来在1968—1971年间，因教学任务少，原基础医学部所属的化学、生物、数理教研室的教职工合作，办了个药厂。不过这个药厂是很简单的，就做做红药水、碘酒之类的东西，因市场需求旺盛，效益却是很好，越办越兴旺，田世雄为药厂做了很多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1971年，学校同意增设药学系，下设化学、数理、中草药学、药物化学、药剂学等5个教研室，是中南地区创办最早的药学院系之一，由杨晟教授任药学系主任。1972年，药学系第一次招生48名，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这批工农兵学员是1976年毕业的，有一部分优秀的毕业生留在药学系任教，后来成为系里的骨干力量。
1976年之后，药学系停办了几年。重新在全国招生是我的老同学赵传顺提出来的，重新招生之后药学系迎来了快速的发展。1979年10月，湖北省药品标准工作委员会成立，吕富华、杨超前和我等人任该委员会委员。
1987—1994年，我担任同济医学院药学院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药学院发展迅速，多层次办学的格局和教学模式逐渐形成，药学大楼得以扩建，校办药厂恢复重办。在1995年，药学院研发的“丙嗪及片剂”“尼美舒利及片剂”“醋氨己酸锌及胶囊”等新药分别获国家二类新药证书，被批准生产。
我在医学院担任有机化学主讲近25年（包括在药学院），曾主编《有机化学》等教材（药检专业），1975年开设有机及药物化学文献课（药学院）、核酸类药物（药学院）并亲自编写教材，培养硕士研究生十余人，培养并选送WHO课题出国进修（植化及筛选）人才6人。
我曾先后四次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审，在植物药方面扩充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协作课题研究，不但对植物抗生育药物有全面了解，而且通过选送人才出国培养加强了研究基础。后来，我的学生在同济药学院设立了“丁惟培奖学金”，以奖励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学习优秀的本科生，旨在弘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崇高的师德风范，宣扬同济药学院“明德求真，弘药济世”的办学思想，鼓励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创新，学以致用。药学院制定了详细的评奖章程，每年秋季学期在大三、大四年级各选出5名候选人，然后由奖学金发起人确定2名人选，每人奖励5000元，从2010年开始，延续至今。对此，我深感欣慰。
我从教几十年，于1989年获湖北省优秀教师称号，我家四代都有人从事教师职业。最近，我写了一首诗《述怀》：行年九十老书生，桃李三千同济人。世代愿为教师业，官职不上吾家门。
（丁惟培，药学院离休教授，有机化学学科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