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法祖院士是医学泰斗，他的医德、医术，以及他传奇的经历为无数医学人所感怀，而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对本科教育，对医学教材建设的贡献可能还不为许多人所知。
我是从1984年开始担任同济医科大学（那时还叫武汉医学院）教务处处长的，一直到1998年从教务处退休。那时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学校的各级领导和教师们都非常重视本科教学，特别是裘教授为本科生教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不仅仅只是对我们学校的贡献，而且还有对整个医学教育的贡献，所以我们学校在卫生部的声誉一直很高。
我先介绍一下医学专业教材建设的情况。解放以前每个学校不一样，欧美派的学校就用欧美的教材，德国派的学校就用德国的教材。到了解放初期，所有的高校都使用苏联的教材。但是有些苏联教材有缺点，书是翻译的，由于翻译水平有限，语句不通顺，很难读。好在那时的教师普遍学术基础深厚，很多教授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们上课都不用教材，一节课从头讲到尾，全靠他们把那些外文教材背得滚瓜乱熟，而学生就完全靠记笔记。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十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教材，甚至有好几年连学生也没有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医学教育重新走上正规的道路。当时整个医学教育根本就没有教材，为了满足当时医学教育发展的需要，1977年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人民卫生出版社提出来要编写全国医学类规划教材，并邀请裘教授负责相关工作。裘教授自己也带博士研究生，后来还当了院士，但是他很重视本科教学，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他认为本科教学是医科学生成为一名医生最重要的基础。所以裘教授在零基础的情况下，从第一届就开始组织编写中国自己的医学教材。
为什么要编写全国医学类规划教材呢？这是由医学的专业特性所决定的。当时全国有一百多所医学院校，都是培养临床医生，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很多，教材的用量也非常大，很多教材都是以百万册来计。我们学校当时是全国一流的医学院，师资力量很强，有能力编写自己的教材。但是还有很多学校他们没有力量来编写教材，所以要保证医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就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划教材作为知识载体，因此统编教材的工作实际上是为全国的医学教育作了很大的贡献。
全国医学类规划教材是从1977年由五年制临床医学教材开始组织编写的。裘教授从首届开始就负责主持，从第二届起由卫生部任命为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一共只有十来个人，都是医学界的大师级人物。裘教授连任多届主任委员，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具体主持临床医学包括基础医学教材的编审组织管理工作，卫生部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也长期设在我校。裘教授主持编写了以五年制医学教材为主体的50多种医学教材。他自己也亲自编写了《外科学》，其中的每一篇、每一页、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会认真看过。
裘教授的贡献不仅仅是解决了组织教材编写的问题，而且形成了一套我们国家医学教材编写的管理制度，创造了一套保证教材质量的“三基”、“三特”、“五性”的原则和要求。“三基”即：①基础理论；②基本知识；③基本技能。“三特”即：①特定的对象——教材与使用对象相一致；②特定的要求——教材与专业培养目标相适应；③特定的限制——教材有别于专著、参考书和讲义。“五性”即：①思想性；②科学性；③启发性；④先进性；⑤适用性。并制定了严格遴选主编及编者的制度。这些原则与管理制度不但行之有效，而且也在医学类其他专业教材编写管理中运用推广，从而也有力地从教材角度保障了医学教学的质量。
除了制定了这样的教材质量保障体系和原则外，裘教授领导的教材评审委员会还负责以下的工作。
一是遴选主编。每个学校申报了主编人选之后，评审委员会要反复进行筛选，既要是全国这个学科当之无愧的权威，又要热心于本科教学，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文字基础。就像现在选学术带头人一样，做过什么研究，写过什么书，都要在评审委员会一一讨论商定。那时也没有“找关系”一说，全部都由评审委员会那十几个成员反复商量最后确定。现在想来，这也很好地体现了同行评议吧。
二是确定书怎样编。主编要向评审委员会汇报书的编委会成员组成，书的编写大纲、时间进度，是否符合“三基”、“三特”、“五性”的原则等基本情况，那真可谓是“三堂会审”。即便是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也要接受这样严格的审查，不会讲一点情面。教材不同于参考书和专著，应该有篇幅的限制。但是书一写就容易写长，所以评审委员会还要严格地控制书的字数。记得同为评审委员会成员的武忠弼教授，作为《病理学》一书的主编，为了增加书的字数与裘教授讨价还价，但裘教授坚决不同意，说：“你把书编得那么厚，学生怎么读？”可见当时的评审委员会是非常权威的。当然，这里也有作为卫生部教材办的权威性。记得当时的卫生部教材办主任是个女同志，叫南潮，非常聪明，也非常厉害，她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编审，也是医学专业教材编写专家，为医学教材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与裘教授合作得非常好，私交也甚好。
由于裘教授在医学教材建设上的影响与贡献，也由于同济当时的师资力量和办学实力，以及著书立说的良好传统，同济医学院对全国医学教育在教材建设上的贡献尤为突出。裘教授担任全国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评审委员会第1至4届主任委员，陈学敏担任全国预防医学专业规划教材评审委员会第2、3届主任委员，临床和公卫涵盖了医学的大多数专业和学科，也包括医学基础的全部教材。接着由龚非力担任全国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历阳担任全国卫生管理专业规划教材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在裘法祖院士的带领和示范下，同济医学院数以百计的教授为国家级教材建设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其中相当一部分教材是首次编写，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获得全国教材奖的有：裘法祖主编《外科学》（一、三、四版）、武忠弼主编《病理解剖学》（二版）及《病理学》（三版）、宋名通主编《儿科学》（二版）、江明性主编《药理学》（三版）、冯新为主编《病理生理学》（三版）、黄光照主编《法医毒理学》（二版）、刘毓谷主编《卫生毒理学基础》（二版）、黄选兆主编《耳鼻咽喉科学》（三版）、南登昆主编《康复医学》（三版及协编版）、陆再英主编《内科学》（六版、五版副主编）、王慕逖主编《儿科学》（五版）、吴在德主编《外科学》（五、六版）、王建枝主编《病理生理学》（六版）、陈孝平主编《外科学》（七年制）、李雍龙主编《人体寄生虫学》（六版）、陈学敏主编《环境卫生学》（七年制）、沈关心主编《微生物与免疫学》（五版）、冯作化主编《医学分子生物学》（七年制）、杨克敌主编《环境卫生学》（五版）及龚非力主编《医用免疫学》（科技出版社）等。
现在想来，统编教材的应用也不是绝对的。那时我校教学使用的教材是以全国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教材为主，自编教材为辅，并引进原版外文教材及自编部分专业外文教材。客观地说，我们学校使用规划教材上课对于规划教材的编写是有好处的，因为用了之后才能发现书的问题在哪里，有利于下一次编书时改进。但是也有实力很强，特色突出的学校，如原上海医学院对部分全国规划教材就只编不用，他们用自己学校编写的教材。因此，像我们这样的老牌医学院校，是否应该鼓励多编写并使用适合本校教学的自编教材，在满足学科自身教学需要的同时，更多的体现和传承我校的教学特色。
（陆定中，教授，原同济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