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康之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我们家就移居到江苏省吴江县同里古镇。战争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很大的灾难，我在沦陷区度过了悲惨的童年。我现在还记得在我们隔壁住家的围墙上面刷的触目惊心的标语：“清乡必须清心”。每次经过苏州城门的时候，都有日本鬼子在城门处检查老百姓的“良民证”，老百姓还要给他们鞠躬。当时生活很艰苦，但是让我从小就认识到当亡国奴是十分悲惨的，一定要热爱我们的祖国。
抗战胜利后，从1946年秋季开始，我曾经先后在苏州桃坞中学、南京金陵大学（现为南京大学）附中、苏州东吴大学（现为苏州大学）附中等学校学习。1951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附中，当年即在上海参加解放后的全国首次“高考”。1951年我考入了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当时学校在上海录取了40人，都是统考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其中还有华东区统考成绩的第一名。
录取名单是在上海《文汇报》上面公布的。我记得我拿着录取通知单去学校报到时，找了几遍都没有找到学校，后来经人指点从一个小巷子进去，才找到一座像公馆一样的房子，门口挂着很大的校牌。我当时还想怎么这么有名的一所学校地方这么小。后来才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吴淞校舍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1946年学校迁回上海后没有校舍，经多方联系求助，才有了落脚的地方，不过校舍分散在上海各处。当时学校总办公处和医学院前期落脚在上海善钟路（现为常熟路）原周佛海公馆。
报到注册后，同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唐哲和我们谈话，他当时还是华东卫生部的副部长，他告诉我们学校要和武汉大学医学院等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并且马上要从上海搬到武汉，问我们去不去。我当时很犹豫，最后我父亲说还是应该去，不然就没有地方念书了。
上海录取的40个学生中约有30人是统一从上海乘轮船到武汉的，当时高年级的同学还帮我们把行李从学校搬到码头。那个时候坐船要5天左右，虽然行程比较远，但都是年轻人在一起聊天、玩游戏，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华东地区招的40名学生和中南地区招的160名学生，共200名学生组成了一个大班。
建校初期生活条件与学习环境都是比较艰苦的，汉口的校舍还没有修建好，我们大学第一年是在武昌阅马场的“武昌分部”住宿并上课，学习化学、物理、生物、解剖学等课程。当时武昌分部的主任是化学教研室的杨晟教授，对学生很关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是殷传昭，他是刚从湖南湘雅医学院调来的老红军干部。那时他经常给我们作政治思想教育报告，我还记得他每次报告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汉口的跑马场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白衣战士的摇篮。”
1952年秋天，我们就搬到汉口航空路校舍（原华商跑马场）继续学习。当时学校除了几栋新建的学馆、宿舍、临时大礼堂和一个看台之外，都是遍地的野草，一片荒凉。1954年我们搬到协和医院的后期宿舍，近200个学生都住在二楼，一楼走廊是饭厅，我们围着八仙桌站着吃饭，每天吃完饭后还有豆浆。上课也在后期教室上课，是一个梯形的大教室。虽然住宿条件和教学设备都很简陋，但是全班同学都能勤奋学习，刻苦钻研。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非常著名的教授。陶桓乐、金问淇、梁之彦、李赋京、姚永政、杨述祖、于光元、吕富华、过晋源、裘法祖等教授都给我们上过大课。他们知识渊博、师德高尚。陶桓乐教授给我们上心电图的大课，后来他调到北京医院，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李赋京教授上解剖课程，他一边讲课一边画图，等课讲完了，黑板上一幅完整、漂亮的彩色解剖图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他是一级教授，同时也是钉螺研究的专家。裘法祖教授给我们讲乳腺肿瘤课，他讲课很仔细也很形象，他说：“开刀的时候必须把淋巴管周围的淋巴结都清理的干干净净，好像电线杆上一只小麻雀都没有。”
非常有幸，中山医学院的林树模教授也给我们上过课，他是全国很有名的生理学教授。当时我院生理学教研室没有教授，所以聘请林树模教授来教我们的生理学。我当时是班上的生理学课代表，曾和几位同学一起到车站去接林教授，同学们帮他扛行李。林教授非常尽职尽责，他的讲课十分精彩，有条不紊，重点突出，难点讲得很清楚，深入浅出，一句废话都没有。林教授上完课回到广州之后还来信说：“我在汉口给同学们上课非常高兴，同学们对老师很尊敬，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在大学读书期间，我们经常响应国家和学校的号召，积极参加各项实践活动。
1952年暑假，是抗美援朝时期，美军在搞细菌战，全国各地政府宣传号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我们青年学生也积极响应号召参与其中。我们和高一班的同学叶世铎、吴在德等几十个学生一起在汉口郊区的姑嫂树地段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当时那一带非常荒凉贫苦，还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区，湖泽地区钉螺密集，我们工作完了每天只能到很远的地方挑水洗澡。
1954年夏天，我们还参加了武汉的防汛抗洪救灾活动。那时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我记得我们学生都把睡觉的双层铁床从宿舍里搬到大教室里去住，因为地理位置高一些，后来又搬到刚刚建好的同济医院去住。有很多同学回到上海，我没有回去而是去参加防汛抗洪活动。我先是在汉阳挑土，后来又下到湖北省的县里去参加医疗救灾工作，深入县郊区及长江防洪大堤上为民工提供医疗服务。那时候我们已经读完三年级课程了，学习了基本的药理知识，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疾病的诊治处理。我还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在堤上睡觉，一位民工把我叫醒：“医生，我的脚上有个竹签插进去了。”我帮他把竹签拔出来，再给他消毒包扎。还有一天晚上，附近准备分洪，情况很危急，要紧急撤退，我和几个民工坐着小筏子从长江大堤上面下来，耳旁都是洪水万马奔腾的声音，我现在仍记忆犹新。
1955年暑期后，全班同学进行专业的分科重点实习。我的重点实习专业为内科，在同济医院实习了六个月。除此之外，还曾在市一医院皮肤科，市传染病医院传染病科，同济医院外科、妇产科、儿科做短期实习医生各一个月的时间。
大学时代，我曾担任过班上的生理学课代表和妇产科课代表，各方面表现也都比较好，1956年毕业前夕在协和医院礼堂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毕业前看到了报纸上周总理的一篇文章《向科学进军》，并且听了同济一位教授报告科研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改变了我想当医生的发展方向，希望从事基础医学科学研究工作。因此1956年毕业后我考取了我校第一届研究生（共13人），当时是学习苏联叫做“副博士研究生”，学制4年，导师是著名药理学家吕富华教授。最初学院只有一级、二级教授可以招收研究生，每个老师带1-2个学生。我们报到时学校在行政楼的二楼给我们开了欢迎会，还照了相。
读研究生期间，我们要学习哲学、俄语、基础医学课程，还要进行课题研究。学习哲学时，有两个哲学观点给我的启示很大：一是强调实践，知识来源于实践， 而不只是书本；二是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没有顶峰，需要不断的创新。那时期我们做科研必须要结合国家民生相关的内容，比如抗血吸虫病药的研究，抗高血压病药的研究等。自选和基础理论性课题都难以进行。我当时曾从事抗血吸虫病药的筛选研究，和同学一起到武汉郊区去抓钉螺，用小鼠做实验，进行科研工作，最后建立起一套筛选方法。
导师吕富华教授要求很严格，要求我们必须通读一本英语的药理学教科书，掌握里面全部的专业词汇，所以我在研究生期间也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研究生毕业时还要求必须发表文章。
在导师的指导下，我按时完成了有关强心甙研究的两篇科研论文。
1960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在药理学教研室工作。当时药理学教研室的吴熙瑞老师（后来曾担任计划生育研究所所长）从苏联留学回国，找到我和彭仁琇（现为武汉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授），成立了激素科研小组，那段时间的科研成果产出较多，我也不断的在《武汉医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
文革中，全校“停课闹革命”，我们都深入农村锻炼，从事专业研究比较少。我曾先后赴红安、谷城、沔阳、钟祥等地巡回医疗，培训“赤脚医生”；在汉川劳动；在宜都参加斗批改活动；在神龙架采中草药；在沙市一医院与我校临床医师一起组成医学前后期教学师资队伍，为“21连工农兵大学生”进行教学工作。
1976年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经济突飞猛进，迅速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我真正重点开始搞药理学科学研究也是在这之后。
1981—1983年我由教育部派往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任访问学者。出国前要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接受半年英语培训，通过英语考试才能出国。当时（1980年）全国各地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培训的有40名学生，先通过一个听力测试的成绩分成快班和慢班两个班，学习半年之后再进行最终的考试。我分在快班，虽然当时已经40多岁了，但由于英语基础还不错，通过了最终的考试出国了，后来慢班中的很多人都被淘汰了。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心血管药理研究所是由国际著名教授P.A.van Zwieten 领导的，他是国际上著名抗高血压药物研究的权威教授。在出国进修期间，我珍惜难得的机会，努力地工作，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开阔了视野，并以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的序名，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杂志上共发表了6 篇药理学学术论文。
回国后，我积极开展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卫生部、湖北省科委等部门资助的科研项目，并和南京中国药科大学合作进行国家“八五”、“九五”攻关科研，国家“863”重点科技项目的科研工作。曾获卫生部、湖北省科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卫生厅的多项奖励，并获国家级发明专利一项。主编卫生部全国高校《药理学视听教材》、《药理学与毒理学基础》；副主编《医用药理学》（第四版，人民卫生出版社）、《新编实用药理学》（第一、二版，科学技术出版社）等著作。在国内外发表科研论文100余篇。
医学院的药理学课程最早可追溯到1912—1913年，那时已有德国教授开设药物学和处方学课程，包含药理学内容。1925年同济大学医学院在附属医院成立药理学馆，前三任主任均是德国教授。解放后，吕富华教授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药理教研室主任，之后江明性教授和我都曾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心血管药理研究一直是我们的重点研究方向，研究水平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在此基础上，之后又扩展了多个研究方向，如神经药理、分子药理、中药药理、临床药理等。
药理学在1979年和1981年分别被批准为全国首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学科。1991年被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1994年被批准为湖北省重点学科。之后药理学系一直不断的在发展和壮大，并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比如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杨宝峰教授，中国药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杜冠华教授等一批知名学者、教授都是我校优秀的毕业研究生。
（钱家庆，药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药理教研室主任，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药理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