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当以慈悲为怀，以德为天，然后以其技。”——这是我国医学鼻祖李时珍的行医格言。在杏林高手云集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校园里，曾经有过一批国内外知名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其中有七位令人怀念的医学大师，他们德高艺馨，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颇有建树，其学术影响力已由同济校园跃向了全国。这七位教授均生于1914年，今年适逢他们诞辰101周年，他们分别是附属同济医院的裘法祖、过晋源，附属协和医院的管汉屏、王辨明、高景星、夏幼周和杨超前。
在这七位教授中，除夏幼周、高景星外，其余五人均留学于欧美。裘法祖、过晋源和王辨明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同住一个寝室，并且裘法祖和过晋源都留学德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管汉屏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他和王辨明后来均留学美国，杨超前则留学瑞士。 他们五人在学成后都不约而同地成为了我国老一代“海归”，他们又因武汉同济医学院的创立走到了一起，分别在同济医学院的两个附属医院工作。
中国医学科普之父裘法祖、过晋源两位教授在留德归国后的1948年，鉴于当时国民缺医少药、疾病缠身的状况，在上海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医学科普杂志《大众医学》，其宗旨是“医学归于大众，科普强身健体”，让新医学服务大众。《大众医学》的创刊开创了新中国医学科普之先河，从此它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开始了在中国传播的历程。纵观其六十七年的辉煌历程，《大众医学》的定位就是用大众化的语言宣传和普及医学知识，此乃其生命力所在。它不仅受到了亿万读者的欢迎，而且当时有不少的热血青年，就是在它的引领下走上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道路。
人民医学家裘法祖院士曾经说过“医学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但它必须有人的温度”。这句话蕴藏的深层含义是医学是人学，它必须回归人文本质，这种温度就是一种人性的温度和人文的温度，医德、医风只有在这种温度下才能恒久地留驻人心。裘老的一生就是践行了其座右铭“做人做事做学问”，人们不会忘记裘老在逝世前不久，不顾年事已高，还拄着拐杖亲自为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伤者会诊的情形。王钢教授回忆起裘老为医学生讲授“疝气”这一章节时，他不仅用解剖图从病理解剖角度仔细讲解疝气可能形成的部位和分型，而且取下戴在他左手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一边用左食指在戒指环内捅捅，一边讲解道 ：“比如说我的这根指头就是小肠，这个戒指环孔就相当于腹股沟肌肉的薄弱的壁或者损伤口，如果肠子穿过这个口而卡住出不来的话，疝气就形成了。”这种生动形象的讲解让医学生终身难忘。
过晋源教授是我国现代内科学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临床实践中为学生们树立了一个怎样做好医生的楷模。过教授在一次带领学生查房时，遇到一位乙肝转肝癌晚期的农村病人突然提出要和过老拥抱，他毫不犹豫地和病人热烈拥抱，病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为在场的青年医生上了一堂深刻的行医与为人之课。王钢教授亲身经历了过教授带领学生们到厕所里观察、分析和讲解病人的排泄物，让大家在实践中学习痢疾性血便和其他血便的鉴别诊断。罗和生教授回忆起过老曾用亲尝病人尿液检测尿糖的事例对他们进行医学人文教育。他时常告诫各级医生：要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要克服爱“病”不爱“人”的倾向，医生不能依赖检查报告，一定要亲自去接触病人，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过老在冬天为病人检查时，先将手和听诊器弄暖和后，再去接触病人的细微举动让跟随他查房的医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曾多次提倡病人找他看病不设专家门诊号，以免增加病人的负担。
管汉屏教授是我国临床体外循环的主要开拓者。兰鸿钧教授忆道，管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和同事们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心脏体外循环手术的试验，后在全国得以推广应用，救治了无数的患者。管老多次告诫医学生：如果有人将贵重物品交你保管，你会觉得他对你非常信任，你会很好地为他保管。病人来找你看病，做手术，把他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你了，你该怎样对待？他常说：“只要病人还有一丝希望，医生应不言放弃。”“做人要正，学问要真，待人要诚，干事要实，奉献才智，甘为人梯”是他的座右铭。
王辨明教授是我国血液病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以严格要求下级医生和学生而著称。他的研究生孙国宪回忆，王老总是谆谆教导他，要做一个好的血液病科医生，凡事得亲力亲为。王玲医生有一天跟着王教授查房，王教授拿着病历问管床的主治医生：病人大小便常规如何？主治医生答不上来，只是尴尬地说，化验单上都有。王教授生气地说，看来你连骨髓片也没有亲自看了。你是个医生，如果只跟着化验单走，还要医生干什么？事后王玲医生说，她至此才真正明白了医学的严肃性，关乎生命和健康的科学就应该这样一丝不苟。那天她跟在王老身后本想聆听他对病情的精辟分析，结果有关病情的问题，他什么也没说，但却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看到了王老的行医准则。故事片《生死托付》就是根据“全国十大医德楷模”、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王玲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
协和医院老院长、骨科专家高景星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武汉协和医院业务院长达十年之久。他的同事至今还记得他当时对“好医院”所下的定义，那就是“让老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医院”。宋善俊教授追忆道：在高院长的倡导下，医院开展了“减少病人痛苦，减轻病人负担，保证医疗质量”（“两减一保”）的活动，病人住院时间不断缩短，住院费用日渐减少，医疗质量逐步提高。阑尾切除、胃大部切除等手术都创造了当时全湖北省费用最低、住院时间最短、并发症最少的记录。为了达到“两减一保”的目的，主管医疗工作的高院长抓住院，抓周转，乃至病人的伙食质量以及理发价格等都逐一过问。
夏幼周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老中医，行医中始终坚持“无论贫富，无论官民，一视同仁”的原则，在多年的中医临床实践中，不论病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市民，夏老都一样热情接待，细心诊治，许多经他诊疗的病人回忆说，夏老为人和蔼可亲，对病人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
杨超前教授是著名的传染病专家，一生致力于传染病的治疗和研究。他给学生讲课时就常说：“难道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征服这些小虫，自己来摘掉东亚病夫这顶帽子吗？” 在他三十多年的行医生涯里，他的足迹踏遍了湖北省二十多个疫情县和全国很多省市。1980年2月初，杨老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不幸逝世，年仅六十六岁。追悼会上，有不少从各地县赶來的农民，悲痛地喊道：“您救活这么多人，但却救不了自己，这太不公平啦！”
纪念七位医学前辈诞辰101周年，或许在时下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在世时以医者父母心，把对患者的爱撒向了人间，以其仁心仁术救治了万千患者，也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后学。我们也不妨冷静思考一下目前医患之间存在的“人群撕裂”现象，如果每个医生都象他们那样敬业，视病人为亲人，每个病人都能看得起病，医患之间多一些理解与包容，我们相信一个杏林春暖、国泰民安的社会就指日可待！
（王钢，王辨明之子，药理学博士，现任职于美国纽约康乃尔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特聘教授。过孝汉，过晋源之子，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科技集团。管思聪，管汉屏之子，任职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