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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伊薇:回忆朱文思教授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5-10-19 11:31:59 编辑:校史研究室


四、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工作


    朱文思教授患有高血压病,她一辈子都是吃低盐的饮食,口味很淡,也不计较什么味道,她自己都习惯了。她看了很多关于高血压预防的资料。那时候她已经有病了,病休期间看了很多的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是国外的。当时国外的资料提到高血压的病根,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高血压是老年人的疾病,老年高发病,但是文献指出不是这样。这些资料所讲的内容对她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她重视了这个问题。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示,研究者不看国外的文献资料,不懂外文,就不知道国外的研究成果。朱教授看了资料后,对高血压预防极为关注,进一步提出高血压的病根不是在成年人阶段,而是在儿童阶段。因为从很多尸体解剖结果来看,甚至对刚出生的一些死婴解剖,就发现其血管已经有粥样硬化的病理表现。这些高血压的病理变化不是到老年的时候才有,在幼年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其原因可能与父母的代谢有关系。儿童有高血压不是无中生有的,他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妈妈的脂肪代谢,各方面的代谢对胎儿都有直接影响。所以朱教授指出,高血压的病根在儿童时期,相应的预防工作应该从儿童时期就开始,而不是到了青春期才开始重视。因为青春发育阶段青少年的血压升高得比较快,到那时候才注意就不及时,要及时就应该从儿童阶段开始,从小就开始。预防高血压的责任在家庭。高血压不是城市人才有,也不是生活水平高的人才有。农村没有高血压吗?只有生活好才有高血压吗?不是的,例如:以前在农村,人们以腌菜为主,一家人都喜欢吃咸的东西,也会有高血压。这里面盐的因素很重要,朱教授特别强调盐的摄入量问题。现在还有不少人喜欢吃味道重的菜肴。其实咸的东西对身体的害处很大。现在我们的营养卫生要求,对盐的摄入一般来说成人每天不能多于6克,真正合乎卫生要求是2-5克,这是一天的量。朱文思教授一辈子的饮食习惯都是低盐,特别是在进行高血压的预防研究以后。她关心自己,也关心他人,经常告诫我们说,你们吃东西千万不要太咸。朱文思教授对于“高血压的病根在儿童时期”的研究结论是她在阅读大量资料的过程中得到的。她很重视这个问题。那时候她已经病得较重,基本在家里,不到教研室了。她在家里看了很多资料,一篇一篇的翻译成中文,请她家的保姆送到教研室给我们看。对于高血压预防,朱文思教授从看资料开始,发现了苗头,提出她的观点——高血压病的根子在儿童阶段。这一点,她很有预见。在她的强调下,我们教研室就开始重视儿童高血压的预防研究。


五、辅导教研室和卫生系教师的英语学习


    朱文思教授在英语方面是本“活字典”。只要我们问:“朱教授,请问这个词什么意思?”她不用查字典,答案马上就出来了,比查字典还快。查字典还要找呢!朱教授当然不是天生就英语好,她语言天赋是有的,但主要是学习打下的基础。朱教授早年在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学(现武汉市二十五中)读书,这所学校是有名的教会中学,用的是英文教材,老师用英文讲课,学生用英文作笔记,在这所学校读书为朱教授的英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后,朱教授就在教研室抓我们的英语学习。1978年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来了。从那时开始,学校掀起了英语学习的高潮。原来我们大学阶段都是学俄语,我会看俄语书,也看得很快,生活语言学了一些,但是没有实践,不会讲。英语呢,中学的时候学了,但是没有达到阅读的水平。当时英语学习对大家来讲都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俄语基本上已经没有用了,学校图书馆也再不订苏联《卫生学》杂志(《гигиена》)了,英语又必须重新再学。那时候大家都很重视外语学习。我记得当时想买个录音机,但又买不起,于是花了60块钱买了个留声机,学《英语900句》,这是我家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工具,学习的课本就是《英语900句》。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一些,在教会学校读过书,感觉自己的语言能力还比较好,善于模仿,学校举办的英语提高班、快速阅读班、口语班,朱教授都安排我参加。因为我的发音较好,朱教授就让我和她配合示范。每天早上上班以后,大概有一个小时吧,有课的老师就上课去,没课的老师就学英语。我们有一套广播系统,播音室就在我们教研室,全系每个教研室都安了喇叭,大家收听。朱教授读一句,我就跟着读一句。有些老师英语基础不太好,改革开放那会儿,40几岁才发奋重新学习英语,其实他们俄语已经很好了。朱教授很认真负责,她发音很准确,声音不大,比较柔和,很清楚,很标准,在广播里听得很清晰。我和朱教授一起,我辅助她,她读一句,我跟着重复读一句。就这样,在办公室里,朱教授带领大家搞起整个公共卫生学院的英语学习。在当时的条件下就这样搞,至少搞了一两年。到后来,国外有些学术会议,有些老师想去参加,但英语不行,信心不足,怎么办?他们把发言稿给我,让我把他们的稿子读熟,然后我录好音,他们再反复听我的录音,边听边读,反复地读熟,然后壮着胆子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用英语作论文报告。那时候,朱教授已经去世了,要是她在世,她肯定会更好地帮助他们。我系最早出国的有两人,他们几乎天天都到我们教研室向朱教授请教。一位是吴植恩老师,是我老伴的同班同学,是最早到澳大利亚学习的。还有一个叫张余庆,搞流行病的。后来出国学习的还有施侣元,是一位女老师,再是我老伴余松林、我以及其他较年轻的老师。朱教授在我系教师英语辅导工作中花了很大的心血。当时领导委托了她这个任务,她很认真负责去完成。大家都想学,但是有压力,思想负担很多的。朱教授不管是谁来,对提出的疑问,都耐心解答。她很有耐心,丝毫没有厌烦,其实当时她年纪都蛮大了,还一直有病,但是很乐于奉献。


六、教学组织工作和其他研究


    朱文思教授对教学工作也很重视。我们那时对教学要求很严,要写讲稿,不能抄书,不能照本宣科,要用自己的话,讲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试讲之前讲稿要给朱教授看,修改以后才能试讲,第一次不行,第二次,第二次不行,第三次……一定要讲到大家满意为止,才能上讲台。特别是第一次试讲,试讲内容是容易一点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这叫培养性讲课,是一定要试讲的。过去对培养性讲课的教学效果评定很严,不是可以随便应付的,不是分配给你几个学时,你到时上台随便讲讲就完事了,不能这样。朱文思教授非常重视教学效果。她经常对我们说,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一定要比学生懂得多得多。她经常给我们灌输这个思想。


    在其他的研究方面,朱教授带领儿少卫生学教研室开展的一项研究课题是:与脊椎弯曲预防有关的课桌椅和书包的卫生标准问题。不合乎卫生要求的课桌椅是导致儿童少年弯腰驼背的主要根源。书包的问题,一方面是学习负担过重引起书包过重,另一方面的问题,现在可能不突出了。现在大家都有双肩背的书包了,以前学生都是用绿色的、解放军的单肩挎包,或者是妈妈自己做的布袋子。背负时要耸着一侧肩膀,否则书包要往下滑,快滑下来时就耸一下,长久以往会造成两侧肩膀不一样高,同时引起脊柱S形弯曲。对于这些卫生问题,朱教授和教研室全体都积极投入调查研究,研制脊柱弯曲测量尺,并深入中小学校进行卫生宣教,做了很多工作。还有现在的高跟鞋问题。过去我们强调少女穿高跟鞋对身体不好,对脑、颈、脊柱、骨盆等部位的健康发育不利。现在很多年轻人穿很高的高跟鞋(据我观察有些高达10厘米以上),父母管不着,外人管更多余,根本忽视了由爱美而带来的许多负作用。还有就是那样冷的天,穿那样短的裙子,膝盖不怕关节炎了,爱靓不要命了!为了美,什么后果都不管,这种倾向很糟糕!现在很多方面,很多东西都在学韩国,韩国怎么样,他(她)们就跟着怎么样,这样不好。这些都是儿少卫生学应该关心的问题,也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


七、生活严谨、性格坚强


    朱文思教授对待生活的态度很严谨。1957年快到年底,我们大学毕业,因为那个时候搞鸣放、反右,毕业前,我们毕业班都在学习、开会、写总结,到了当年的11月,我们才毕业。记得11月1日,我们到教研室报到,分配工作以后,没几天就到1958年元旦了。朱教授特意请我们到她家里吃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一共有4个同学留在学校卫生教研室,两个男生:李明章和苏正华;两个女生:我和李开庶。朱文思教授就请我们4个人吃饭,大家围坐一桌,朱教授说:“你们到我家里来吃饭,我太高兴了,我们要用公筷。”我看到在每个菜盘边上都放了一双筷子。我当时心里想,这样多麻烦呀!她给我们讲使用公筷的好处,她还补充说道:“不是请你们来,我们才用公筷,没有客人,我们在家照样用公筷。”我就觉得,在生活中,朱教授是多么认真严谨。但可悲的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养成用公筷的习惯。现在我们任何时候聚餐,都拿着自己吃的筷子,在菜盘里随意夹取,这样的饮食习惯很不卫生。现在只要一吃饭,我就经常想起57年前朱教授请我们到她家吃饭的时候是怎样跟我们说的,为什么要用公筷,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从这件所谓的小事上可以看出朱教授对待生活的严谨态度。


    朱教授的丈夫范乐成,曾是我们学校的副院长,当时院长是唐哲。我们的校区位于汉口老跑马场,有梯形看台和遮雨的台顶。以前每个星期六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我们都是风雨无阻去看露天电影。在我上学的那个时代,学校名称是中南同济医学院,后来改成武汉医学院。这期间,范院长一直担任我们学校的副院长,大家可以经常见到他。文革时,范院长因受迫害而自杀。可是,自始至终,我没有看到过朱教授流过一滴眼泪。朱教授表现得很坚强、很有理性。不管在什么场合,在教研室,在她家里,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有觉察到她流露出悲痛和伤心,眼睛也从没红过。到后来,组织上给范院长平反,也看不出朱教授有什么悲痛、委屈的表现。她就是这样克制自己,是一个很有理性,很有修养的人,从来都表现得很平静、安详,从没见过她泪汪汪的情况,也没有因为情绪激动、难过而讲不出话来的情况。像朱文思教授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见了。实际上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非常深。抗战的时候,他们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也都是抗日的积极分子。他们真正是同甘共苦的一对!


  
    (崔伊薇口述,潘群访谈整理。崔伊薇,女,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卫生系,留校任教儿少卫生学,多次获“先进教育工作者”、“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并获“全国儿少卫生学校卫生工作荣誉奖”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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