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工作
朱文思教授患有高血压病，她一辈子都是吃低盐的饮食，口味很淡，也不计较什么味道，她自己都习惯了。她看了很多关于高血压预防的资料。那时候她已经有病了，病休期间看了很多的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是国外的。当时国外的资料提到高血压的病根，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高血压是老年人的疾病，老年高发病，但是文献指出不是这样。这些资料所讲的内容对她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她重视了这个问题。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示，研究者不看国外的文献资料，不懂外文，就不知道国外的研究成果。朱教授看了资料后，对高血压预防极为关注，进一步提出高血压的病根不是在成年人阶段，而是在儿童阶段。因为从很多尸体解剖结果来看，甚至对刚出生的一些死婴解剖，就发现其血管已经有粥样硬化的病理表现。这些高血压的病理变化不是到老年的时候才有，在幼年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其原因可能与父母的代谢有关系。儿童有高血压不是无中生有的，他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妈妈的脂肪代谢，各方面的代谢对胎儿都有直接影响。所以朱教授指出，高血压的病根在儿童时期，相应的预防工作应该从儿童时期就开始，而不是到了青春期才开始重视。因为青春发育阶段青少年的血压升高得比较快，到那时候才注意就不及时，要及时就应该从儿童阶段开始，从小就开始。预防高血压的责任在家庭。高血压不是城市人才有，也不是生活水平高的人才有。农村没有高血压吗？只有生活好才有高血压吗？不是的，例如：以前在农村，人们以腌菜为主，一家人都喜欢吃咸的东西，也会有高血压。这里面盐的因素很重要，朱教授特别强调盐的摄入量问题。现在还有不少人喜欢吃味道重的菜肴。其实咸的东西对身体的害处很大。现在我们的营养卫生要求，对盐的摄入一般来说成人每天不能多于6克，真正合乎卫生要求是2-5克，这是一天的量。朱文思教授一辈子的饮食习惯都是低盐，特别是在进行高血压的预防研究以后。她关心自己，也关心他人，经常告诫我们说，你们吃东西千万不要太咸。朱文思教授对于“高血压的病根在儿童时期”的研究结论是她在阅读大量资料的过程中得到的。她很重视这个问题。那时候她已经病得较重，基本在家里，不到教研室了。她在家里看了很多资料，一篇一篇的翻译成中文，请她家的保姆送到教研室给我们看。对于高血压预防，朱文思教授从看资料开始，发现了苗头，提出她的观点——高血压病的根子在儿童阶段。这一点，她很有预见。在她的强调下，我们教研室就开始重视儿童高血压的预防研究。
五、辅导教研室和卫生系教师的英语学习
朱文思教授在英语方面是本“活字典”。只要我们问：“朱教授，请问这个词什么意思？”她不用查字典，答案马上就出来了，比查字典还快。查字典还要找呢！朱教授当然不是天生就英语好，她语言天赋是有的，但主要是学习打下的基础。朱教授早年在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学（现武汉市二十五中）读书，这所学校是有名的教会中学，用的是英文教材，老师用英文讲课，学生用英文作笔记，在这所学校读书为朱教授的英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后，朱教授就在教研室抓我们的英语学习。1978年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来了。从那时开始，学校掀起了英语学习的高潮。原来我们大学阶段都是学俄语，我会看俄语书，也看得很快，生活语言学了一些，但是没有实践，不会讲。英语呢，中学的时候学了，但是没有达到阅读的水平。当时英语学习对大家来讲都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俄语基本上已经没有用了，学校图书馆也再不订苏联《卫生学》杂志（《гигиена》）了，英语又必须重新再学。那时候大家都很重视外语学习。我记得当时想买个录音机，但又买不起，于是花了60块钱买了个留声机，学《英语900句》，这是我家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工具，学习的课本就是《英语900句》。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一些，在教会学校读过书，感觉自己的语言能力还比较好，善于模仿，学校举办的英语提高班、快速阅读班、口语班，朱教授都安排我参加。因为我的发音较好，朱教授就让我和她配合示范。每天早上上班以后，大概有一个小时吧，有课的老师就上课去，没课的老师就学英语。我们有一套广播系统，播音室就在我们教研室，全系每个教研室都安了喇叭，大家收听。朱教授读一句，我就跟着读一句。有些老师英语基础不太好，改革开放那会儿，40几岁才发奋重新学习英语，其实他们俄语已经很好了。朱教授很认真负责，她发音很准确，声音不大，比较柔和，很清楚，很标准，在广播里听得很清晰。我和朱教授一起，我辅助她，她读一句，我跟着重复读一句。就这样，在办公室里，朱教授带领大家搞起整个公共卫生学院的英语学习。在当时的条件下就这样搞，至少搞了一两年。到后来，国外有些学术会议，有些老师想去参加，但英语不行，信心不足，怎么办？他们把发言稿给我，让我把他们的稿子读熟，然后我录好音，他们再反复听我的录音，边听边读，反复地读熟，然后壮着胆子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用英语作论文报告。那时候，朱教授已经去世了，要是她在世，她肯定会更好地帮助他们。我系最早出国的有两人，他们几乎天天都到我们教研室向朱教授请教。一位是吴植恩老师，是我老伴的同班同学，是最早到澳大利亚学习的。还有一个叫张余庆，搞流行病的。后来出国学习的还有施侣元，是一位女老师，再是我老伴余松林、我以及其他较年轻的老师。朱教授在我系教师英语辅导工作中花了很大的心血。当时领导委托了她这个任务，她很认真负责去完成。大家都想学，但是有压力，思想负担很多的。朱教授不管是谁来，对提出的疑问，都耐心解答。她很有耐心，丝毫没有厌烦，其实当时她年纪都蛮大了，还一直有病，但是很乐于奉献。
六、教学组织工作和其他研究
朱文思教授对教学工作也很重视。我们那时对教学要求很严，要写讲稿，不能抄书，不能照本宣科，要用自己的话，讲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试讲之前讲稿要给朱教授看，修改以后才能试讲，第一次不行，第二次，第二次不行，第三次……一定要讲到大家满意为止，才能上讲台。特别是第一次试讲，试讲内容是容易一点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这叫培养性讲课，是一定要试讲的。过去对培养性讲课的教学效果评定很严，不是可以随便应付的，不是分配给你几个学时，你到时上台随便讲讲就完事了，不能这样。朱文思教授非常重视教学效果。她经常对我们说，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一定要比学生懂得多得多。她经常给我们灌输这个思想。
在其他的研究方面，朱教授带领儿少卫生学教研室开展的一项研究课题是：与脊椎弯曲预防有关的课桌椅和书包的卫生标准问题。不合乎卫生要求的课桌椅是导致儿童少年弯腰驼背的主要根源。书包的问题，一方面是学习负担过重引起书包过重，另一方面的问题，现在可能不突出了。现在大家都有双肩背的书包了，以前学生都是用绿色的、解放军的单肩挎包，或者是妈妈自己做的布袋子。背负时要耸着一侧肩膀，否则书包要往下滑，快滑下来时就耸一下，长久以往会造成两侧肩膀不一样高，同时引起脊柱S形弯曲。对于这些卫生问题，朱教授和教研室全体都积极投入调查研究，研制脊柱弯曲测量尺，并深入中小学校进行卫生宣教，做了很多工作。还有现在的高跟鞋问题。过去我们强调少女穿高跟鞋对身体不好，对脑、颈、脊柱、骨盆等部位的健康发育不利。现在很多年轻人穿很高的高跟鞋（据我观察有些高达10厘米以上），父母管不着，外人管更多余，根本忽视了由爱美而带来的许多负作用。还有就是那样冷的天，穿那样短的裙子，膝盖不怕关节炎了，爱靓不要命了！为了美，什么后果都不管，这种倾向很糟糕！现在很多方面，很多东西都在学韩国，韩国怎么样，他（她）们就跟着怎么样，这样不好。这些都是儿少卫生学应该关心的问题，也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
七、生活严谨、性格坚强
朱文思教授对待生活的态度很严谨。1957年快到年底，我们大学毕业，因为那个时候搞鸣放、反右，毕业前，我们毕业班都在学习、开会、写总结，到了当年的11月，我们才毕业。记得11月1日，我们到教研室报到，分配工作以后，没几天就到1958年元旦了。朱教授特意请我们到她家里吃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一共有4个同学留在学校卫生教研室，两个男生：李明章和苏正华；两个女生：我和李开庶。朱文思教授就请我们4个人吃饭，大家围坐一桌，朱教授说：“你们到我家里来吃饭，我太高兴了，我们要用公筷。”我看到在每个菜盘边上都放了一双筷子。我当时心里想，这样多麻烦呀！她给我们讲使用公筷的好处，她还补充说道：“不是请你们来，我们才用公筷，没有客人，我们在家照样用公筷。”我就觉得，在生活中，朱教授是多么认真严谨。但可悲的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养成用公筷的习惯。现在我们任何时候聚餐，都拿着自己吃的筷子，在菜盘里随意夹取，这样的饮食习惯很不卫生。现在只要一吃饭，我就经常想起57年前朱教授请我们到她家吃饭的时候是怎样跟我们说的，为什么要用公筷，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从这件所谓的小事上可以看出朱教授对待生活的严谨态度。
朱教授的丈夫范乐成，曾是我们学校的副院长，当时院长是唐哲。我们的校区位于汉口老跑马场，有梯形看台和遮雨的台顶。以前每个星期六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我们都是风雨无阻去看露天电影。在我上学的那个时代，学校名称是中南同济医学院，后来改成武汉医学院。这期间，范院长一直担任我们学校的副院长，大家可以经常见到他。文革时，范院长因受迫害而自杀。可是，自始至终，我没有看到过朱教授流过一滴眼泪。朱教授表现得很坚强、很有理性。不管在什么场合，在教研室，在她家里，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有觉察到她流露出悲痛和伤心，眼睛也从没红过。到后来，组织上给范院长平反，也看不出朱教授有什么悲痛、委屈的表现。她就是这样克制自己，是一个很有理性，很有修养的人，从来都表现得很平静、安详，从没见过她泪汪汪的情况，也没有因为情绪激动、难过而讲不出话来的情况。像朱文思教授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见了。实际上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非常深。抗战的时候，他们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也都是抗日的积极分子。他们真正是同甘共苦的一对！
（崔伊薇口述，潘群访谈整理。崔伊薇，女，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卫生系，留校任教儿少卫生学，多次获“先进教育工作者”、“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并获“全国儿少卫生学校卫生工作荣誉奖”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