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校史研究通讯》特专刊推出系列纪念文章，邀请我校抗战亲历者、见证者讲述那段应被铭记的历史，以感知那个时代真实的英雄，砥砺传承抗战精神。
我的抗战经历
吴江口述 潘群访谈整理
一、参加抗日战争
我参加革命工作，是19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家没办法读书了，同时也因为家里穷，呆不下去了。当时听人说新四军七师在无为有抗日大学，这个抗日的大学叫“抗大”。人家告诉我，读抗大不要钱，青年人都到那儿去。我们当时还是年轻人，就想去抗大读书。当时新四军第七师驻在安徽无为，我们去找到部队，提出要参加抗大，部队首长就说，什么“抗大”？！我们这地方就是“抗大”。到抗大读书是为了抗日，在这里参军也是为了抗日，都是一样的，抗大就是抗日。于是我们就留下来了，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是1944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是冬天，具体时间是在1944年11月底，12月初。参加工作不久，正好接连过了两个节日，一个是元旦，一个是春节，具体时间我记得很清楚。从我参加工作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前后大概有8个多月时间。八年抗战，我参加了其中最后的八个多月的抗战。这八个多月中，抗日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当时国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垂死挣扎，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变得更加疯狂，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也比过去更加频繁。
二、建立敌后根据地
我们所在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第七师，也叫皖西沿江支队，当地老百姓把这支部队称为皖西支队。部队驻地在安徽省桐南，安庆市附近花山，沿大别山余脉，紧靠在长江边上。就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部队在长江边上，在前面有湖泊、沼泽，后面背靠大别山的环境中建立了一个敌后根据地。根据地所在的环境很好，有山，有水，有大面积的芦苇便于隐蔽，关键是部队和当地的群众关系很好，得到群众各方面的支持。我们当时就利用那个地形，一直坚守着那么一块根据地。而就在根据地周围，沿长江岸边，日本鬼子建立了很多据点，驻扎了很多日本兵和伪军。日本鬼子的人数恐怕还没有伪军多。每隔两三天，鬼子和伪军就要出来扫荡一次，出来搞粮食。部队也基本上摸清了他们的规律，利用当地地形和日本鬼子、伪军周旋并伺机进行游击战。
三、从事军需工作
留下来以后，一开始我参加的并不是战斗部队，而是在连队担任文书。因为当时部队连长和指导员都是农民出身，连长彭年是当地人，指导员余成宇是福建人，识字不多，连队需要文书。我当时是学生，能读书写字，就留在连队当文书。当时的工作任务就是给连长和指导员写信，教部队战士识字。后来不久，过了大概个把月的时间，有一次部队首长来连队视察的时候看到我，就问我：“唉，你这么个小伙子干嘛呢？”我说在这里搞文书工作，首长就说部队现在的供给工作非常重要，没人搞。部队供给就像现在的学校后勤工作。当时部队有一个军需处，首长就让我到军需处搞部队的供给工作。
当时的部队供给工作主要负责哪些方面呢？第一个是吃，就是粮食供应；第二个是穿，就是衣服供应；第三个是药，就是部队战士的常用药物。当时沿江支队总共有5000多人，这5000人里面，除了游击队的“吃”不用我们管，整个支队的吃、穿，再加上医疗用药都归我们管。每个连、每个大队都配有一个卫生员，我们负责药物供应。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购买粮食、布、药物，满足部队供应需要。军需处主要就是供应这三样东西。当时敌人对根据地周围进行封锁，开展工作非常困难。我们稍微搞点东西敌人就知道了，知道以后就把你的渠道给破坏了，所以我们非常注意做好保密工作。我们做这个工作，必须尽可能联系多的渠道。通过统战工作，我们联系了一些当地的士绅和比较开明的一些地主、知识分子，通过这些人，到安庆和附近城市采购布匹、粮食，再就是搞药品。我记得当时最急需、最普遍的是三种药物：阿司匹林、碘酒和紫药水，因为那个时候头痛发烧、很多小毛病就用阿司匹林；战士负伤以后，就需要用碘酒消毒；止痛药缓解伤病员病痛。药品中碘酒很难搞到。关键的物资就是粮食。那时候有几种方法筹集，一种是买，向当地老百姓买。因为根据地周围地处长江流域，广泛种植水稻，产量比较丰富。当时有个说法，这地方丰一年可以抵涝、旱三年，就是说粮食丰收一年可以吃三年。农民只要有土地，粮食供应就好办，我们找农民购买就行。最难的是衣服的供给工作——5000人的穿衣问题。衣服供应有两种：棉衣和单衣。一套棉衣穿两年、三年都可以，还好办，但是单衣每年都要搞两套，那就很难了。困难时候，就搞一套，有时候一套也搞不上。当时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地下组织去筹办。首先是布匹，先购买白布，那时候叫洋布，现在看就是平纹布。把白布买回来以后，再染色。栀子花的果，不是黄颜色的吗，就用栀子花结的果，把那个果打成粉末，用锅熬煮以后，变成黄色的汤汁，用那个染色，染了以后，白布变成黄颜色，就可以给部队做衣服了。做衣服就更困难了，因为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当时就依靠群众，召集当地的一些裁缝，通过各种关系，把他们找来。当时有一个裁缝在小镇上，他有台缝纫机，我们就给他一点好处，缝纫机和人都过来了。过来以后，在哪里做呢，就到山上，找了一些山洞，有些大洞，可以放一两台缝纫机，洞小一点，就只能放一台，就在山洞里面做衣服。先做一部分，做好了以后，送到老乡家里，给藏起来，然后集中转交给部队。就这样，保证部队战士的衣服和其他物质供应。
记得当时我们负责部队5000多人的吃穿，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整个皖西支队军需处的工作，就我们三个人做。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干下来了，现在看来，完全是依靠群众关系，离不开当地群众的支持。
四、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记得部队首长曾经说过，发展部队枪支完全是靠打胜仗缴获的。就像一首抗战歌曲中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自己造个手榴弹还可以，真正的步枪等枪支弹药我们自己是没有生产制造能力的，全凭打胜仗以后缴获日本鬼子的。当时部队新成立的一个连有一百多人，只有几十条枪，其余都还是大刀长矛。要壮大这个连，就只有从日本鬼子、伪军手里去夺。有一次得到一个情报，老百姓告诉我们，伪军的一个班要从据点出来了，我们就提前去打埋伏。情报非常准，仗打完以后，消灭伪军一个班十几个人，就能缴获十几条枪。还有一次，当时国民党的一个连和我们根据地很近，那时候国民党部队也都是老百姓，都是农民，那时候抓壮丁嘛，都是抓来当兵的。这一部分人，我们通过做地下工作以后，把整个连策反过来了，这样连长带着一个连一百多人、一百多条枪过来了。我记得那个连长叫华品三，是很会打仗的，很会攻碉堡，打游击。在他领导下，部队壮大非常快。最后，就这一个连，以后发展成一个大队，连长当了大队长了，部队就壮大起来了。
战斗部队经常和日本人打仗，一两天就遭遇一次。我们在敌后，不是真正意义的大后方，还是在敌占区，所以部队基本上是见缝插针，哪里稍微安全，我们就在哪个地方，都是流动的。就这样坚持了八个月。记得支队长、政委有次开会回来讲，部队要做持久战的准备，也可能十年、二十年。我们这些年轻人刚参加工作，并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持久，也没想到，在坚持八个月的抗战以后，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五、遭遇险情
到皖西支队军需处工作的时候，部队首长曾经问我：“你怕死不怕死？”我说：“我怕死我来干嘛？！”那时，国破家亡，形势所迫，我们又刚参加工作，还是青年，不知道死，也不惧怕死。部队的战士如果早上有任务要出去，要打鬼子的碉堡或者据点什么的，出发之前，当地的老百姓、老婆婆就拽着战士的手说：“孩子，你要回来啊！”老婆婆说话的意思就是怕战士牺牲了。我记得那个战士回答：“没关系，老奶奶，我一定回来，我回来照顾你。”战士们都很乐观，根本没有想到困难，想到生死，好像这一天能过去了，到第二天还活着就高兴。
我们的任务是给部队搞供给工作，刚去的时候，形势还比较平静，过个把礼拜或者四五天，鬼子才出来一次。鬼子刚一出来，老百姓就告诉我们了，这样我们每次都能避开鬼子的扫荡。后来到了1945年的6、7月份，敌人的扫荡变得越来越频繁，几乎每天都出来，老百姓也紧张，往往来不及及时告诉我们。每次都是伪军在前，鬼子在后，日本鬼子出来的时候也更紧张，路上要是见到一个人，如果有怀疑，他们就开枪。记得有一次，地下组织告诉我们一个情报，有一批药来了，就在靠村子的江边上的一艘小木船上，要我们到那去取。情报非常准确，当时也比较安全，于是连长带了我和另外两个人，都带着短枪，穿着便衣，像当地普通农民的样子，出发了。出去以后，没想到在路上突然就遭遇到了敌人。当我们走到一个大路拐弯的时候，跟一队鬼子、伪军双方迎着头就碰上了。碰上以后，因为我们看着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就没有怀疑，队伍没有停下来就擦肩而过，我们也继续步行。可是就在我们又继续走了大约一两百米的时候，鬼子突然起了疑心并回头了，朝我们赶过来。附近有座山，我们看到被发现了，连长就说：“吴江，不行，不能到江边去了，去的话，目标就大了，我们赶快上山。”于是我们就上山。上山时，鬼子就开枪了。实际上开枪的时候我就已经腿部中弹了，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只是意识到腿怎么震动了一下，当时也没在意，我们就接着上。上到山崖的时候，我才感觉不对劲。上到山顶以后，连长告诉我：“吴江，你的腿已经流血了，可能让子弹打上了。”我低头看到流血，精神就不行了。当时也不害怕，还得继续走啊，我们就下去。下山以后，有个石头洞，我们就躲到山洞里面去。敌人追上来了，当时他们人也不多，也就几十个人。凑巧的是当时有两个人正在山下插秧，鬼子上来以后，到山顶上一看，找不到人了，看到山底下有两个人插秧，他们下去把那两个人抓住了。实际上那两个农民当时看到我们了，也没有吭声。敌人就问他们是从哪来的，两位农民就回答是从山上下来的，于是敌人就把他们两人带走了。
我的腿在这次行动中负伤了，子弹从小腿的一头打进去，从另外一边出来。我估计这个子弹不是三八式步枪打的，子弹进去伤口多大，出来也多大。如果是三八式步枪打的，子弹一进去见血就炸，那样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我这次负伤还没伤到骨头。
六、军民鱼水情
我们参加抗日战争的时间实际上很短，全国八年抗战，我们是八个多月。但是这最后的八个月是非常艰苦的。我们皖西支队5000多人，跟鬼子打仗牺牲的很少，最后到解放以后，这个支队是比较完整的，损失不大。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部队与当地群众的关系相处的很好。部队的吃、穿、用基本上都是群众提供。按现在来讲，群众当时那么困难，能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我记得我的腿负伤以后，开始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后来担心暴露，又把我送到山上。当地群众不是在山上种的有苞米吗，为防止野兽、野猪破坏苞米地，往往在苞米地旁搭一个棚子，就是三角形这么一个小棚子，是用草搭的，晚上有人在里面照看苞米地，就把我藏在那个地方。部队领导就交代这家农户照顾我。这家农户一家就夫妻两个还有一个儿子，一共三个人，家里非常贫穷，房子也都是破破烂烂的。这个老太婆就告诉老头子，叫他一定要照顾好我。当时要弄到疗伤的药很困难，老头子就到山上去挖草药，碾碎以后给我敷。吃的呢，老太婆一家把舍不得吃的鸡蛋煮熟以后送来，让我加强营养，能早点恢复。从中可以体现出部队和当地群众关系是非常好的，过去毛主席说的军民鱼水情，确实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今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总书记习近平最后喊出人民必胜，确实是这样。现在看来，抗日的时候，虽然说打仗当然是靠部队打，但没有群众支持，没有人民支援那根本不行。
七、在战斗中成长
1945年的8月15日，日军投降。日军投降以后，我们就随部队上大别山了。从沿江的地带，上了大别山，就是现在安徽潜山、桐城，湖北英山一带。1947年7月末，刘伯承的部队三纵八旅南下，笫一次解放了安徽潜山县，我到潜山县当了县长。那时候干部都年轻，我记得部队马旅长才二十八岁，团长都也很年轻。我当潜山县长的时候，旅长找我谈话，他说：“你不是潜山人吗，今天晚上写布告，明天解放潜山县，你就到潜山县当县长。”我们当时支队的政委名字叫张伟群，解放以后，到上海徐汇区当区长，后来当了上海市建委主任。支队长叫钟大湖，是福建人，解放后是福建省军区的司令员。当时支队首长都是三十多岁，现在都不在世了。
（吴江，1983年7月—1985年3月任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副院长，1985——1987年任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代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