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入学时，刚从上海迁到武汉的同济医学院还是一片荒地，连教室都没有。我们在跑马场看台的下面上课，旁边有简易食堂，我们在那里吃饭。大操场是后来才建的，现在从医学院大门口到行政楼的这条主干道是我们师生一起在1954年防汛期间修建的。
我在医学院读了五年书，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教研室工作，后来又当了主任、基础医学院院长，学院里的人几乎没有我不认识的。我在医学院工作到2007年退休，50多年了，看着医学院一点点发展起来，对医学院有很深的感情。
基本历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同济大学由四川迁回上海，开始筹建寄生虫学馆。当时姚永政在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当副院长，那时的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相当于现在的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姚永政在南京工作期间，曾两次去美国留学、一次去英国留学。1948年，姚永政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回国后，同济大学医学院便邀请他来同济工作。姚永政欣然同意，来到同济大学医学院筹建了寄生虫学馆，并任主任。当时寄生虫学馆只有4名成员：教授姚永政、助教陆素筠、一位姓金的技术员以及工友王书臣。
1951年，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往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后称为“中南同济医学院”，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建校，寄生虫学馆也于1952年3月迁至武汉，改称寄生虫学教研室。
迁校后的寄生虫学教研室第一届成员有8人。除了姚永政教授，还有3名助教（陆素筠、魏德祥、许先典）、1名技师（杨文远）、2名技术员（韩家俊、任炳法）、1名工友（王书臣）。魏德祥和许先典两人是同济医学院同班同学，1949年毕业后分别去外地工作了一段时间。魏德祥于1950年辞去济南军区医院外科医师职务回校，许先典于1951年辞去北京空军医院内科医师职务回校。而我是迁校后1953年招收的第二批学生，姚永政、陆素筠、魏德祥、许先典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当时我国高校学习苏联，叫学馆，其实就是科室，也就是现在的教研室。医学院刚迁到武汉时，学生不多，由院长办公室统一管理。后来发展起来，学科增加，学生多了，1955年，医学院成立了卫生系、医疗系、基础医学部等单位。寄生虫学教研室当时划归基础医学部。
在姚永政建立寄生虫学科后，魏德祥是第二任主任，我是第三任主任，兼基础医学院院长，一共10年。李雍龙是第四任主任。现在的主任是刘文琪。由于时代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学科也在发展，教学科研水平在不断提高。我很高兴地看到，经过几十年的综合防治和努力，我国的寄生虫病得到了有效的预防和控制，血吸虫病、丝虫病、黑热病等大多数寄生虫病基本上得到控制或被消灭了。
科研大事记
解放初期，上海市郊流行血吸虫病。北方来的解放军进行游泳训练，接触疫水，大批解放军感染了血吸虫病。卫生部门和部队就商榷怎么防治部队感染血吸虫病的问题。上海同济医学院成立了血防大队，下设四个分队。姚永政、魏德祥、许先典三人都参加了。因为姚永政是寄生虫专业主要负责人，因此由他来担任副大队长。1951年，全校师生员工都到前线去，给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受到了解放军嘉奖。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用的是锑剂静脉注射，一个疗程是20针，20天疗法，毒性大、时间长，病人往往受不住。后来，邵炳杨教授等人经过临床观察探索出时间短、毒性低的三天疗法，不仅保证了治疗效果，而且大大减少了病人的痛苦。这种疗法在全国广泛应用，在当时影响很大。
用锑治疗血吸虫病，毒性很大，病人死亡率很高，当时国内外都没有更好的药。1975年，由同济医学院牵头，联合湖北医学院等几家单位一起来做，成功研制出了一种新药，叫硝硫氰胺，代号7505，也就是1975年5月份。虽然后来发现这种药对人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用在家畜身上非常好，所以一直用到现在。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拜耳药厂生产出了一种新药，叫吡喹酮，是世界上公认的口服、便宜、毒性低、效果好的药。后来我们每年下乡把这个药发给生产队，重疫区让每一个人都吃。这样坚持做了两三年之后，血吸虫病就基本上消失了。后来，有人提意见说不应该让没病的人陪着有病的人吃药，也有人说让多数没病的人吃药白白浪费了钱、浪费了药，而且年年吃，万一形成抗药性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目前正在研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让有病的人能够更快更好地得到治疗，没病的人也不必陪着吃药。
我们在血吸虫的防治上做了很多工作。以前检查血吸虫病很麻烦，要查粪便，做超声波等。后来采用一种血清学诊断法，只需要从手指上采一点血检查，大概1小时就有结果了，很方便也很经济。但这个方法以前没有统一，各省的做法不一样，结果难比较。国家提出要规范化，统一检查方法和试剂标准化。我们牵头申请了国家“七五”、“八五”攻关大课题，搞了5年，得到满意结果，通过现场和专家鉴定，获得了卫生部三等奖和湖北省一等奖。另外，1995年在卫生部总理基金资助下我们首先将DNA技术应用于血吸虫病疫苗的研究，成功构建单价(pCD-Sj32)和多价DNA疫苗，效果也很好。
1975年，湖北荆州凤凰山发现了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的男性古尸，年纪估计50多岁。棺材打开，那个古尸皮肤颜色几乎和活人的一样，皮肤、内脏都很好，但是暴露时间一长，皮肤就发黑发皱。同济医学院武忠弼、魏德祥，杨文远等几位教授牵头，将尸体进行解剖。解剖后，发现尸体肠道中有4种虫子：血吸虫、肝吸虫、鞭虫、绦虫。这就说明两千多年以前我们湖北就有这四种寄生虫病存在。这次发现是世界上这四种寄生虫病的最早记录。
1976年，外科病房有个恩施来的小病人，患者眼球凸出，会诊说是眼球肿瘤，要进行手术摘除。我们查看后，认为不像肿瘤，推测是不是寄生虫幼虫跑到眼球里面，把眼球推出来了。如果把这个寄生虫杀死，他的眼球就能保住。当时我和吴少庭带着显微镜和药品到了恩施鹤峰县铁李村，找到患者家乡。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很多小孩子得这个病。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后证实是感染了斯氏肺吸虫引起的。山里的小孩喜欢在河里抓小螃蟹生吃，就感染了这种肺吸虫。肺吸虫在人体内处于幼虫状态，四处游走，走到皮下就会形成胞块，走到眼内就会使眼球凸出来。我们在农村卫生所，看到小孩皮肤上有个胞块，就用外科手术器械消毒后把胞切开，发现里面有个虫子，鉴定为斯氏肺吸虫。在恩施全区七个县普查后，发现小孩肺吸虫感染率是20%多。这是我们首次发现湖北省有斯氏肺吸虫。当时卫生厅组织全省普查，发现在恩施、宜昌、郧阳、十堰都有这种寄生虫病，所以全省就办了学习班，普査普治。我们对这项工作搞了10年，最后基本上控制了。
学科元老
姚永政教授的夫人在1945年患了结核性视网膜炎，这个病现在注射链霉素就可以治疗，但当时在四川药物奇缺，耽误了治疗，他的夫人就成了盲人。姚永政教授一直陪伴着自己的夫人，并没有因为她眼睛看不见了就抛弃她另娶别人。以姚永政教授的地位来说，这在旧社会确实很不容易，从而也看出姚教授为人正直，对爱情坚贞。1952年，姚教授到武汉工作，每年回上海两次，兼顾家庭和工作。姚教授教学很认真负责，培养年轻人很严格，一丝不苟。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教了一辈子的书，每一节课都要认真备课，我上讲台，第一句怎么讲我要记下来，如何结尾也要认真考虑，要和下节课衔接好。姚教授在教学的同时还著书立说，1944年以来，先后编写出版了《人体寄生虫学教范》《人体寄生虫学实用图谱》和《实用医学昆虫学》，都是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参考书。1978年，姚永政主编的这三本书受到嘉奖，其中，《人体寄生虫实用图谱》荣获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
杨文远老师是搞技术的，初中毕业，只读了一个检疫技术培训班，但他的技术很好。他的特长是制作寄生虫标本和鉴定类别，多数时间在实验室工作，没有搞教学。他1936年在南京卫生实验院时就跟姚永政教授在一起，给姚永政教授当助手。后来姚永政教授到同济，他也跟着来到同济。姚教授在解放前发表50多篇论文，在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些论文之所以成功，与杨文远的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分不开，如采集标本、制作标本、鉴定类别等。杨文远后来评了6级教授，这在当时很不容易，可以说是姚永政教授手把手地培养了他。
魏德祥老师是山东人，作风认真、敬业。他主张到农村、到现场、到群众中去实地调查开展工作。湖北省42个疫区都留下了魏德祥老师的足迹，他结合我省多湖泊沼泽的实际带领群众兴修水利，消灭钉螺滋生的环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去世时，一部分骨灰葬在九峰山，另有一部分葬在疫区武昌大桐湖，那里的老百姓为了纪念他还给他立了一个纪念碑。
许先典老师的特点是喜欢坐办公室，姚永政教授看中了他这一点。姚永政教授以前写了一本书，叫《实用医学昆虫学》，改革开放后，他对这书不够满意，想进行修订补充，但他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就希望许先典老师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当时我们教研室也大力支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花了三年时间，把这本书完成了。1982年，《实用医学昆虫学》第2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达71万多字，增补了大量国内的最新资料，比第一版内容更加丰富。1983年，美籍华人周钦贡教授（曾任世界卫生组织专员）来访时评价说：“此书应为目前国内最好的一本医学昆虫学大学用书。”
（石佑恩口述， 苏明华、田彩玲访谈整理。石佑恩,基础医学院退休教授。1958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医疗系。1986至1998年任同济医科大学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同时兼任基础医学院院长。从事医学寄生虫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50年，特别在寄生虫感染的免疫方面有较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