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打到上海，从吴淞口登陆，同济大学大学部在吴淞口，离炮台不远，就是抗日前线。8月13日正值学校假期，抗战要打多久大家心里都没有数，于是决定先把学校从吴淞迁到上海的法租界地丰路，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路。那个地方很小，没有学生宿舍，只能把从吴淞迁出来的校产及大家的箱子先堆放到那里，准备九月初再开学。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在吴淞，后期在宝隆医院（后改名为中美医院，现在是二军大的长征医院）。德国人办的宝隆医院当时设在公共租界里（即现在的凤阳路），比较安全，就不用搬迁。当时学生有1000余人，九月初报到后，上海的学生多数回家去了，附近县的学生也回家去了，还有一些学生留在学校。抗战还在继续，于是翁之龙校长考虑再三，决定迁校，这就是第一次迁校。
一个多月后，第二次迁校，搬到浙江金华。翁校长当时不想走远，想过了杭州、过了钱塘江再等一等。日本人是先入上海，再进杭州，12月份就攻陷了南京。迁到金华已经是9月份了，11月开始上课，到12月又要搬迁了，因为南京和杭州在12月份都沦陷了。当时上课只上了一个多月，两个月不到，就又得走，箱子都没有开。这次决定搬到江西的赣州。
到了赣州以后，校本部设在一个衙门。学校把关帝庙粉刷一下，作为1000多学生的宿舍。1938年3、4月份开始上课。我是1935年秋进入杭州高级中学（杭高）德文班的，1938年夏去赣州，插入同济附属高中1936年班，并于1939年夏附中毕业，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进入医学院的。后来南昌沦陷了，8月份翁校长决定迁校至广西。有的同学7月份就自己去了，大多数是在9、10月份离开赣州到达广西的。
后期的学生有一些在上海宝隆医院继续学习，但多数都是一起去了赣州，再去昆明的。上海毕业、昆明毕业的，同济大学都承认学历。例如江圣造是在上海毕业的，王辨明是在昆明毕业的。裘法祖、谢毓晋、过晋源等人于1937年初，考完前期就留德了。在同济医学院读完前期的，德国承认学历，到德国医学院再继续学完后期。我在赣州认识了王辨明，他也是杭高毕业的，比我早4年。我那时还在中学部。
1938年秋，学校翻过大庾岭到达广东，在广东韶关设有办事处。我们在韶关住了二三天后，又乘粤汉线从韶关去衡阳，再乘湘桂线去南宁。火车开得特别慢，有人开玩笑说，帽子掉下去了，下去捡，还可以再追跳上车。就这样咕咚咕咚，在火车上过了两夜，第三天到达桂林。
到达南宁已是1939年元旦。在广西时，日本飞机来过两次。看到我们在操场上，以为是军营，用机关枪扫射，很多弹头落在宿舍地上，没有办法上课。后来校长又决定搬到昆明。
到昆明有两条路可走：一条从南宁出镇南关到越南再到昆明；一条从南宁沿西江到百色再到昆明。还有第三条路，广西往北到贵阳，从贵阳再到昆明。西南联大的师生走贵阳多一些，也有少数走越南的。学校发了300元钱，走越南是出国，我们都选择走越南。1939年2月，我们到达昆明，还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1940年7月离开昆明，在昆明待了2年不到的时间。
在昆明时，医学院毕业班提前上课，附中毕业班也开始上课，工学院在省立富春中学上课。其他的班没有教室，也没有准备好，所以没有上课。医学院比较分散，找了很久才找到几间小房子，开设的门诊一天也看不了几个人。
1940年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昆明，炸死了一个女学生，同学们要求搬校，校长答应搬迁至四川。李庄的士绅听说同济大学要到四川来，还没有找到地方，表示愿意接待，发了16个字的电报：同济迁校，李庄欢迎，生活供给，李庄负责。校长接到这个电报后就决定迁校至李庄。
学校决定1940年暑假后去四川李庄，每个人发150多元迁移费，自己走，学校不组织，我们一组一组出发。到了宜宾，门诊已经展开，但还没有医院。后来学校在西郊花园买了房子，才建成医院。第二年2、3月份，李庄才开始接待学生。我算是早一批到李庄的，前期两个班住在“祖师殿”道教的庙里。1941年阴历年后，李庄开始上课。学校设有总办公室和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三个处。校长的助手就是教务长，没有副校长。总务长管后勤工作，训导长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三青团做工作。
我1939年9月进入医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的一年级学生都集中住在五华山后面的八省会馆，上课也在那里。一共三间房子，医学院学生50人，工学院学生100多人，理学院学生只有7、8人。30多人住一个大厢房，在二楼，单人铺。这时候生活已经改进了，资金都发到手，包吃饭。梁之彦当院长，我们都称他梁博士。梁博士名声很大，到德国不到三年，就拿了博士学位回来。那时，医学院的课程比较多，一年级集中学习数理化和解剖，二年级学习生化。国文课教一个学期考一次，党义课讲的是三民主义。唐哲讲军事救护课程，是一年级的一门课。他医术很好，有几个同学得了伤寒，他诊断正确，及时把他们安排在校医室，20个床铺，仔细管理，仔细看护，很快都恢复了，这件事引起了轰动，大家都信任他。除这些课外，还开设有德文课。
医院没有化验科，细菌培养由细菌教研室负责。医学院和医院联系很紧密。学生前期二年半，后期二年半，再实习一年，一共六年。同济医学院跟当时国内其它医学院不一样的特点是，主要课程都有机会再听一次。比如解剖课程，第一年，新生坐后面，占后半个教室，前半个教室是给二年级学生坐的。第二年，这批新生成了二年级学生坐在前半个教室，再听一次。
医学院前期有五个学期，2年半时间。一年级课程有数、理、化、生物、解剖。解剖一年半以后就结束了，然后就是生理、生化课程，解剖要看尸体。解剖、生理、生化属主要课程。学医的人，必须重视解剖、生理、生化三门课程。前期考试主要考这三门，平常没有考试，第五学期期末考。医学院学生都很自觉，不要老师管，补考不及格就留到下一年级。我们班50个人，经过前期考试，要刷掉4～5个人，十分之一。实习时，大家围着尸体，教授拉起一根血管或者神经用德文问问题，有的学生紧张得当场晕倒了。第五学期末三门课在两个月之内考完。都是口试，每天考8个人，上午4个，下午4个，由一个教授考，每个学生考1个小时。大家都怕，怕口试。口试是面对面，一个问题答不出来，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所以，医学院前期口试是过硬的。考解剖时，前面两个小时考四张片子，６个人一起考，两个小时内完成，每个人的片子不一样。教授问，学生答，最后两个小时解剖尸体。一天要考四个花样，显微镜、挂图、口试和解剖尸体，每个花样20分钟左右。老师最辛苦，一天考六个人，要连续考一个星期。解剖考完然后考生理。同学们抽签决定考试次序。我生理考试排在第一个，生化考试排在最后一个。我们考试方式和德国人一样，生理一上午考４个学生，一张方桌，大家围在一起，三个大题目，大约15分钟～30分钟。老师和你交谈。我理论叙述一般，但知识掌握比较全面，获得老师认可。老师说，江，不错，给你高分。有个女同学只得了60分，勉强及格。当时，大部分教授都是留德的博士，全部讲德文，所以有些医学名词，我们只记得德文拉丁文，中文都不知道，解放后才改成中文。教生化的梁之彦教授要求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考。前期考试同学们都怕，有一位同学说，谁要是能免我不考前期仍能升学，让我坐牢一年，我都愿意。把2年半的课程都放在一起考，又是口试，光会背书没有用，还要练口才，答得让老师满意。可见当时考试多难！考试是硬碰硬的，真本事，没有作弊的。所以前期考试考完后，大家都感觉解放了。
后期课程也复杂。比如病理，那时还没有教授，借调江苏医学院的一个教授，姓金，给我们讲了一个多月的课。后期学科中，讲课受到学生称赞的有药理学的吕富华教授等，他们的德语很流利，课程内容很丰富。外科学的章元瑾教授刀开得好，他家在城里，来西郊花园上课，西装笔挺，戴个礼帽，夹个斯蒂克，一路走来，经过宜宾街道，路人都议论说，这是同济教授，是留德的博士。
同济医学院的老学长中有3个很有名，分别是1924年毕业的梁之彦，1930年毕业的唐哲，1932年毕业的吕富华。这3个有名的是第一名，吕富华9门课程第一，唐哲8门课程第一，梁之彦7门课程第一。梁之彦考大学时是河南全省第一。这3位都留校了，唐哲当校医，没有出国。同济大学校长送吕富华去德国留学，他对药理有兴趣。梁之彦是1927年派出去的。从吕富华开始平均每年派1.2个，杜公振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打仗了，也就没有派了。
翁之龙当校长时有一个远大的计划，将来由中国人当教授。翁之龙当时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到昆明一年以后就辞职了，由他的同学赵士卿当校长，到四川以后又换了校长。梁之彦当医学院院长一直当到李庄时期。1942年，丁文渊当了校长。1942年，学校举办35周年校庆庆祝会，给每个人发钱会餐，我们吃了鱼肉，印象很深刻。医学院门口进行了布置，挂了彩条，都是学生自己动手。还办了介绍医学院的展览。因为当时在李庄要找尸体，枪毙的人、讨饭的人死了，没有人收尸，学校就把尸体收来作解剖用，所以外界有传闻说学校要杀人。为辟谣，学校得办展览说明一下，学医一定要解剖尸体，不知道人体结构怎么当医生呢?
1942年，我们前期考试考完，就到后期学习了。1942年12月，刚从外科实习结束，军政部军医处就下了征调令，当年医学院的实习班全部征调到重庆参加军医训练，参加青年军。青年军的军医由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担任，不参加的就取消学生资格，不能继续学习。我们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报到，分到军医队，训练一个月。林寿悟毕业后在军医处工作，他给我们上课，讲军队卫生，讲军队厨房、军队厕所应该怎么盖。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厨房和厕所起码要相隔50米，不能太近。此外，还讲了军队里面的主要疾病。青年军有8个师（201～208师），号称“十万青年十万军”，我分在203师，我们是上尉军衔，是上尉军医。我们还没有实习完毕，大学还没有毕业，就拿大学生毕业的工资。在青年军工作，国家发工资，两年之后再到学校报到，拿文凭。男女同学都一样，女同学是在重庆江北陆军医院。武忠弼1945年5月回学校当助教了，我是1945年7月、8月回宜宾当助教的，第二年回到上海。到上海后，武忠弼去吴淞口原校址看了一下，感慨不已。学校已经没有了，种了稻子，所有房子都没有了，都被炸掉了，只剩下大礼堂的一块水泥地。
（江明性，原同济医科大学教授，对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的药理有较深研究。陈英汉、柯育萍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