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考入山东医学院，1955年全国院系调整，我转到武汉的中南同济医学院卫生系学习，学制5年，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的大学生活和现在不同，在办学体制、教学模式、学生管理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5年时光虽然短暂，但还是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特别有幸的是聆听过许多一级教授的教导，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刚入校时，大学不收学费和生活费，自己只需购置简单的生活用品。虽然之后政策改了，需要交学费，但可以享受助学金的学生很多，那时学校的伙食和教学条件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用为生活发愁，只用埋头苦学，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很幸福的事。
同济始于医学本科教育，同济有多久，医学本科教育就有多长，所以也形成了一套有自身特色的教育模式。
首先，同济的师资力量雄厚，而且师生都非常重视本科教学，将之视为树人之根基，栋梁之璞玉。建国初期，有一大批留学海外的医学权威放弃国外的舒适生活，回到学校任教，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和办学实力。在1956年国家首次对教授进行工资等级评定时，武汉地区有13位一级教授，其中同济就占了7位。这在当时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那时学校只招收本科生，没有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所以教师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本科生的教学培养和科研工作上。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主要是教授，包括各学科领域的创始人或专家，其中不乏一级教授、二级教授。我非常有幸聆听过许多大师的授课：解剖学家李赋京教授讲的组织胚胎学，寄生虫学家姚永政教授讲的寄生虫学科课程，生物化学家梁之彦教授讲的生化课，药理学家吕富华讲的药理课，微生物学家杜公振讲的微生物课等等。每次上课的时候教室会有十几个老师，教授讲课，副教授、讲师、助教都要来听课。
解放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全部采用苏联的教学模式，借鉴苏联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材，甚至连上课时间都保持一致。我们上课时间是从早上开始，上6节课，一直到中午一点钟才放学，课间会给每人发一个馒头吃，下午就没课了，时间都用来复习。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苏联大学生很多不住在学校，中午一点放学是为了方便学生下午回家，但是我们当时就完全照搬过来了。
教材也是用的苏联教材，书是翻译的，有少部分翻译的书由于水平有限，很多语句都不通顺，导致我们看不懂，有的课程教材甚至还来不及翻译，因此我们上课时没有指定的教材或讲义。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参考用书，再就是上课时听老师讲课和记笔记，所以我们的笔记内容非常详细，生怕漏掉一个字。当时学生中流传一句顺口溜“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
那时教学管理模式与现在不同，没有要求任课老师写教学大纲或者讲稿，但是老师们对教学都很重视，毫不懈怠，对于要讲授的知识内容非常熟悉，可以倒背如流，上课不需要看讲稿，也没有幻灯片，全部是在黑板上板书。老师们备课主要是看专业参考书籍，讲课时发挥自己的主张和经验，不是照本宣科，所以每门课程都带有老师自身的特点。他们认真负责，教学扎实，风格各异，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李赋京教授给我们讲授组织胚胎学的课程，他上课最大的特点是板书画图。医学结构图他信手就能在黑板上画出来，而且是一只手拿红色粉笔，一只手拿蓝色粉笔，两只手同时画，画得又准确又好。这深厚的功底让我们非常佩服。
过晋源教授讲课特点是课堂的互动性很强。他上课的中途会随时点前排学生起来回答问题，有的是刚刚讲过的内容，有的是某个基础知识。同学们都很紧张，害怕回答不出来，慢慢的就没有人敢坐教室前排了。后来过晋源教授在讲课途中就会从讲台上走到教室中间去，提问后排的学生。所以上课时我们的注意力都非常集中，会牢牢跟着他的思路走，根本没有机会溜号。
王心禾教授给我们讲传染病的课程，他的特点也很鲜明。王教授个子很高，但是讲台很矮，他每次都只能趴在讲台上讲课。他口才好，记忆力也特别好，一堂课从头讲到尾，都不看一眼讲稿，所有内容都烂熟于心，并且能够在课堂上融会贯通，信手拈来。
另外，学校和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非常重视医学实验技术和实践环节的训练与培养。
医学专业的很多课程由理论课和实习课两部分组成，我们俗称大课和小课。我们大二时上的解剖学课程就是如此。上大课时教授只讲解剖学的发展史，不讲知识点。小课由助教上，每位助教带一个实习小组，一个小组有七八个学生。助教会提前布置上课要掌握的内容，上课时也不讲知识点只提问，只有回答出来了才能下课。所以解剖学的所有知识点都是我们晚自习时，拿着教材对着解剖室的尸体一点点地去学，一块骨头一块肌肉地去认，全部都记住了才离开。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很多同学都在解剖室里对照着书学习，慢慢的大家学习完就离开了。我那天学得很专心，时间也比较晚了，等我全部看完准备离开的时候，一抬头才发现整个房间都没有人了，只剩下我和一具尸体，想来还真有些害怕。
解剖学是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基础，是最基础的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它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要记住各类知识点，比如人体上的骨骼、神经、肌肉、血管等等。所有的知识点都没有太多道理可讲，只需牢牢记住。我们这样通过实践的学习，既快速深刻，又不容易忘记。
学校很重视实习，老师们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每次上实习课前，老师都会提问每个学生这次实习的目的意义、操作步骤等基本知识，一旦学生回答不出来，就会被要求到门外先看书，什么时候能回答出来，什么时候才能进教室实习。如果迟到了，就完全不允许参加实习了。实习结束之后还要提交实验报告，当时上药理实习课程，老师每次讲完某个药理的特性之后，都会要求我们针对某个病例开处方。
在医院临床实习时，老师们都会以正式医生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每次查房的时候老师都会提问，要求我们能回答出自己所负责的每位病人的所有情况，如病人的基本病情、治疗情况、发病过程、用药情况、检验结果等等。而且回答的时候不能看病人床前的资料，要做到对病人的所有情况都了然于心。这不仅仅是对专业素养的要求，也是对医德的要求。
我们读书的时候寒暑假基本上都不回家，而是参加学校安排的专业实践。虽然学校没有做强行要求，但是学生们基本上都参加了。我在读大学的5年时间里只回过两次家。195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血吸虫病的普查工作。那时候学校接到湖北省卫生厅的任务，要在湖北省内开展血吸虫病普查工作。卫生厅已经做好了前期联系安排，我们自己到村子里，两个同学为一组开展普查工作，主要是给每个村民做皮试，检测哪个人感染了血吸虫病，哪个人没有感染。一个村子的村民都查完后，填写检查结果交上去，再到下一个村子继续去查。在这期间我们都吃住在农民家，国家给予补贴供我们购置草帽鞋子和基本的伙食。在参加专业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还偶尔会给农民们看病，这对于医科学生来说是很好的实践机会。
我们每门功课考试不是笔试而是口试，基础课、化学、物理，包括临床、外科所有科目都是这样考。每个学期要考四五门课，所有课程学习结束后会有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一两个星期的考试时间。老师不会给复习重点，一本书从绪论、发展史到所有章节的内容都有可能考到，所有内容都要背牢。考试时有3位老师参加，一位教授做主考来提问，还有一位讲师和一位助教，他们不提问，只是简单记录提问和回答的内容。每个学生从几十道题中抽3道题，准备15分钟之后就要开始回答，回答完毕教授当场就会在每个人的记分册上打分。我现在还记得梁之彦教授考我时的情形。我抽到的一道原题是要回答各种维生素的作用，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回答了，但是他并不满意，觉得我答题的逻辑不好，于是又给我讲了一遍，然后要求我复述一遍，最后他给了我5分（当时学校采用苏联的5级记分法，2分不及格，5分是满分）。
学习和实践虽然辛苦，但我从中收获到怎样为人、为学、为医的同济精神，至今仍受用不尽。
（陆定中口述，王涛访谈整理。陆定中，教授，原同济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本文在采访过程中得到公共卫生学院退休教授张敏轩老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