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亲过晋源离开我们已23年了，今年9月27日是他的百年诞辰。在23年这漫长的七千多天里，我对他无尽的追思没有因时间而消逝，每当我追溯与他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我眼前，仿佛他没有离去，他依然活着，他就在我身边……
1914年9月27日（农历八月八日），父亲出生于江苏无锡北门八士桥镇，在家中排行老五。在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严格的家训下，父亲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16岁那年，祖父的英年早逝给年轻的父亲造成重创，从此他立志学医。
1932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完成前期课程后，于1937年远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德国国家考试和博士学位考试，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父亲毅然放弃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医院的高薪聘请和优厚待遇，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当时上海的报纸以头条报道了父亲回到上海的消息。然而，回国后父亲看到的却是劳苦大众饱受战争和内乱的蹂躏，缺医少药，饥寒交迫。他没有心思去挂牌行医，打造自己的安乐窝，而是选择回到同济母校的附属医院（中美医院）工作，先后担任内科教授、内科兼放射科主任。
抗战胜利后，几位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学子，筹建了民本出版公司，出版科学小丛书，普及科普知识，其中《科学大众》颇负盛名，该杂志主编王天一诚邀父亲和裘法祖教授担任医学顾问。为了让新医学造福劳苦大众，他俩萌发了创办中国最早的医学科普杂志《大众医学》的想法，并邀请留德同学谢毓晋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组织了一个由其他医学家组成的编委会。基于“医学归于大众，科普强身健体”的办刊宗旨，在爱国实业家王天一和沈家桢的慷慨资助下，杂志终于在1948年8月25日正式创刊。父亲曾担任总编长达十年，并亲自撰写多篇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文革期间，杂志被迫停刊，直到1978年复刊。父亲由上海迁往武汉后，仍对这本杂志付出了心血和关爱。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提笔撰文，给编辑部写信、打电话，接待他们的来访，对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至今《大众医学》已走过了66年的光辉历程，作为“中国医学科普之父”，父辈们为开拓中国医学科普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在担任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美医院）内科教授、主任兼放射科主任期间，国内内科学教材奇缺，他担起重任，找来奥地利内科专家贺雷耳的原版教科书，结合当时的国情，主持编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内科教材《内科症状及诊断学》，为中国内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国家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由于当时武汉的条件远不如上海，很多人以各种理由打了退堂鼓，作为上海名医的他，迁汉对事业的发展肯定会有不利影响，但他考虑的却是国家大局，毅然来到武汉，把对国家和医学事业无限的爱倾注到治病救人、教书育人之中。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文革期间，他无法开展科研工作，临床诊治成了他的工作重心。一次他带领实习医生和进修医师查房时，有位农村来的晚期肝癌患者提出要和他拥抱，该病人乙肝两对半检查显示乙肝病毒还在活动期，且衣衫褴褛，久病产生一种难闻的气味，父亲能与这种病人拥抱吗？正当大家质疑时，他已张开温暖的双臂和病人深情地拥抱在一起了，病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事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在场的年轻医生说：“我国医学鼻祖之一李时珍曾经说过，医者，当以慈悲为怀，以德为天，然后以其技。要做一个病人认可的好医生，我们先要学做人，要时刻关怀病人的疾苦，尽可能满足病人需求。刚才我要是拒绝病人的请求，不仅会对病人心理上带来伤害，也会影响病人的治疗效果。在与病人的拥抱中我也感受到人间真情，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种利人利己的事我们何乐不为呢！”
中国是肝病大国，父亲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于肝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早在建国初期，他就着手总结肝病的临床试验和肝脏的各种功能变化，发表的多篇论文中所提观点当时在国内均属首创。他一向重视中医中药，根据中药杜仲补肝肾、强筋骨、安胎、降压的理论，面对当时临床上高血压病人越来越多的情况，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决定把中药杜仲应用于高血压病人的治疗，相关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并被编著到《内科学》《实用内科学》教材里，使之得以在临床中规范应用。科学的春天到来后，他老当益壮，积极筹建同济肝病研究所，带领助手们勇攀科技高峰，取得了多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其中“肝脏微血管调节机制与门脉高压的研究”“赤芍、当归防治门脉高压的研究”等项目分别获得国家教委、卫生部与湖北省科技成果奖，达到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他精心著书立说，编纂医学专著、教材等14部，撰写论文等一百余篇，共计数百万字，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和人民健康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巡回医疗时，尘土飞扬的田间地头、农民的家里留下了他为病患治病而辛勤奔忙的脚印。他中午吃着苍蝇叮过的饭菜，晚上忍着蚊虫的叮咬，睡在稻草铺就的简易床上，毫无嫌弃和怨言。父亲这位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一介书生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的举动，让与他随行的年轻医生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文革期间，父亲发现有位住院而无人照顾的老太太，便主动上前问寒问暖，并帮她洗脚。有次父亲抢救病人，因条件限制，他弯下身子口对口给病人进行人工呼吸，这一举措为挽救病人生命赢得了时间。文革后他招收的首批研究生罗和声教授曾回忆，父亲用亲尝病人尿液检测尿糖的事例对他们进行医德人文教育。晚年时，他还提倡病人找他看病不设专家门诊号，以免增加病人负担。他经常告诫青年医师，科学仪器再先进，也不能替代医生对病人的听诊、叩诊和触诊等基本检查。在冬天为病患检查身体时，父亲一定不会忘记先将手弄暖和后再去接触病人，细微之处体现了他对病人的关心和体贴。
父亲在看门诊时，遇到一位盲人病友，因病人无家属陪同，他下班后亲自送这位病人去公车站，掏钱为他买好了车票，并叮嘱乘务员照顾他。
还有一次，母亲陆廉贞在协和医院看门诊，遇到一位女病人急于来武汉看病，遇上寒潮，所带衣物不足，她下班后赶回同济住所，拿了自家的棉絮和衣物，冒着风雨，和父亲一起把这些物品送到那位女病人所住的旅社。临走前，他们还塞了些粮票和零用钱给这位女病人。从同济家里到旅社的路途不算遥远，但却记录了在风雨中父母给病患送去的一片真情。
在我记忆中，不时有慕名而来的病人到家里来，客厅里的沙发变成了临时检查床。那时的病人穷，条件差，在等候病床期间，家里阿姨来汉诊病的亲属就住在我们家的客厅，他们从农村带来土鸡、鸡蛋、米面等土特产表达谢意，父母坚决不收，僵持了好久，硬是付钱后才收下。
父亲还时常给我讲述他在欧洲留学行医的经历：他为一位德国纳粹党分子的妹妹看诊，该纳粹分子事后公然向院长提出所谓抗议，称不应指派“支那”医生为他妹妹治病，院长当即顶了回去：这个中国医生经德国内政部特批，持有医师证书，一如德国医生！这段经历就像一粒石子击落在平静的水面，深深刺痛了父亲的民族自尊心，他开始认识到：国家不强盛，个人的医术再高明，也是一叶浮萍。在回忆留学经历时，他在学校八十周年校庆时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美国友人送我一件印有“I love Washington DC（我爱华盛顿）”的Ｔ恤衫，这种文化衫在当时非常时髦，穿在身上，走在街上，着实是很拉风的。我正自鸣得意时，父亲却一脸不悦地说：你是中国人，不要去帮美国人做宣传！可见祖国在他心中的地位和份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读懂了父亲的行医做人之道和他那颗赤诚质朴之心，也就不难理解他一生中即使遭遇再多的坎坷磨难，却始终无怨无悔。
（过晋源，1914.9.27—1991.5.11, 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中国现代内科学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肝病和消化病专家，中国医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开拓者，著名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亚太和世界肝病协会会员，湖北省科委顾问团副主任，武汉市科协副主席等职。过孝汉，过晋源之子，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科技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