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任（1907－1993），字育信。我国老一辈眼科专家与医学教育家，德国吉森大学医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眼科教授（二级），国务院第一批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委员，武汉市眼科学会主任委员、顾问。武汉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委常委、顾问。
陈任1907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现奉化市)马头村。幼时家境清寒，5岁就随大人上山拣薪挑柴，参加田务劳动。7岁时,父亲陈滋在上海创办华人首家眼科医院——上海眼科医院,陈任随母亲偕长妹来上海定居，自此一直在上海生活。来上海后先是在私塾念书，他的父亲为子女三择学校，最后定为南市万竹小学。万竹小学是上海名校，师资优秀。高小时期恰值“五四时期”，陈任接受了新思潮的启蒙教育。1922年，陈任进入上海吴淞同济大学附属同济中学学习，师资除国文等科以外，全部是德籍教师,陈任在同济中学全面接受德国文化教育，于 1927年毕业。陈任的父亲对儿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嘱他熟读曾国藩家书，以儒家教导为做人之本。虽然家庭富裕，但不许挥霍浪费，不许接触金钱。严格的家庭教育造就了他优秀品德：淡泊名利，忠厚老实，处事公道。陈任从不吸烟喝酒，赌博更不为其喜，一生唯爱读书与西洋古典音乐。19岁时父亲因病早逝，激发了他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
1927年9月，陈任在他父亲去世一个月后，按父亲遗愿赴德国留学，专攻医科，1933年8月回国，前后共计6个整年。为了学习德国各大名校的不同风格，他先后就读于多个德国大学。先在柏林大学一年，旋即转至慕尼黑大学及马堡大学各半年。后又至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最后在吉森大学完成学业，于1932年秋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和博士课程考试，论文题目为：《恶性贫血病肝疗法的作用因子》，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明斯特大学眼科医院学习眼科，1933年夏考察捷克、奥地利等国眼科医院。1933年，陈任回国，主持其父遗下的上海眼科医院。1935年他又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眼科石原忍教授处见习。石原忍是当时日本眼科第一人，也是德国留学生，在明斯特大学眼科医院与陈任先后在同一位教授指导下学习，有同门之谊。见习期间，陈任得到了石原忍教授的很多帮助，也学习了日本眼科的许多长处，特别是沙眼方面的临床经验。陈任经过德国各大学长达6年的严格医学科学训练，又在德国、日本、奥地利、捷克等国眼科医院见习考察，奠定了深厚的医学基础，为他一生从事眼科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陈任在德国的6年的学习与生活也奠定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富有哲学禀赋的民族，很多大哲学家出自德国。德国也是18、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马克思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又是全世界第一个工人运动政党。陈任留学德国，这些思潮与经历对青年时代的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柏林他接触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外围组织，参加了学习小组。这一组织的哲学思想是以哥丁根大学教授纳尔逊为指导，属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学派，主张以建立正义的无剥削的社会为绝对命令，并以此作为每个人的天责与义务。
陈任笃信康德的道德律，康德派哲学家纳尔逊所著《伦理学》，他一字一句仔细钻研。他把康德学说和中国的儒家哲学结合，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在晚年《自叙》一文中，他用儒家董仲舒的一句话概括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就是义，“道”就是真理，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正义和真理，而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某种好处或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他的敬业精神，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处世待人的态度，无不出于此。
陈任自幼视钱为“阿堵物”，不愿靠病人发财致富。晚年他回忆说：“当向病人收取费用时，竟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疚感。”他曾向母亲坦陈，“对于当一个开业医生，感到厌恶”。他想到公立医院去为国家做事，实现他的“全民公医”的理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开始。同年“八·一三”淞沪事变，日寇进攻上海，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牺牲惨烈。上海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救亡协会，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陈任也在这一时期参加了上海各伤兵医院的眼科救伤工作。前线兵士眼伤不少，但缺乏合格军医的救治，往往因抢救不及而致失明。陈任目睹此等惨状，甚为痛心，激发了他参加军医事业培养军队医务人员的想法。当时我国有两所军医学校，即中央军医学校和广东军医学校。中央军医学校的前身是陆军军医学堂，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中国最早的军医学校。校址先是设在天津，后又迁至北京。1933年学校迁往南京，称为“中央军医学校”。广东军医学校是1934年在广东地方军事领袖陈济棠支持下在广州筹建成立的。1937年抗战开始，南京的军医学校迁往广州，与广州的军医学校合并为“中央军医学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张建为教育长，全面负责军医学堂工作。张建是我国著名的军医教育专家，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他以“创造中国军医新生命”为号召，广罗国内外著名医学专家到军医学校任教。张建力邀陈任参加。陈任母亲以国家抗战为重，支持陈任放弃上海眼科医院业务，去内地工作。陈任将上海的医院业务委托其妹陈壁明（也是一位留日眼科医师）打理，把刚满周岁的儿子托付母亲照料，于1937年底经香港到广州，担任军医学校眼科主任教官（相当于教授），不久夫人周令法也抵广州。他们到达时，日寇已经逼近广州。日机轰炸频繁，紧急警报拉响，师生就避入防空洞内，敌机过后，立刻在洞口附近露天上课，白天时间不够，晚上补课。陈任也和大家一样，同仇敌忾，咬紧牙关，坚持不误课程。1938年秋，学校西迁桂林，全校教官员工及家属、图书教材、仪器设备以及药品用具等悉数用舟船运输，300多名学生先是乘船到梧州，后徒步行军到达桂林。
刚安顿下来，同年11月日寇又侵略广西，次年1月学校决定迁往贵州安顺。设备图书等由学校租卡车运输，教官经公路自行搭长途车去安顺，学生则徒步前往。经50多天，行军1100多公里，沿途还进行了演剧，向老百姓宣传抗日。1939年3月，全校师生员工平安到达安顺。这些教官都是国外留学归来的专家教授，平日生活优裕，日寇大敌当前，他们全无退缩之意。学生们热情高涨，吃苦耐劳。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人的抗战精神是何等勇敢，何等伟大。
安顺是贵州省的一个山城，穷乡僻壤。早在桂林时，学校的工程师就奉命指挥安顺的十几位泥水木匠将一座废弃的兵营改建为教学大楼。师生到达后，教学生活得到安顿。军医学校教授队伍堪称优秀，如外科教官于少卿（兼教务处长）、外科教官梁舒文、内科教官杨济时、内科教官兼附属医院院长张静吾、眼科教官陈任、病理教官孔锡鲲、口腔教官张锡泽、骨科兼任教官屠开元、解剖教官张岩、组织胚胎教官陈伯康、军队卫生教官江世澄、药理教官邢文嵘、生化教官兼陆军营养研究所所长万昕、药科主任兼药品制造研究所所长张鹏翀、细菌学系主任兼血清疫苗制造所所长李振翩等。雄厚的师资力量吸引了各地大批青年学子报考，也得到当地士绅们交口称誉，认为穷乡僻壤之地有如此众多的专家聚集，在贵州历史上绝无仅有。众士绅积极集资建成军医学堂附属教学医院，既让学生有实习之地，也让当地民众得到科学的治疗。军医学校学生人数达到上，除设大学部（医科5年，药科4年，牙科3年）之外，还设专科部、军医专修科、军医预备团等，以满足前线抗日战争之急需。陈任当时任眼科主任教官，全面主持全校学生的眼科课堂教学与临床实习，以及附属医院的眼科诊疗，培养青年学生和助教，其中一些青年之后成为了全国著名的眼科专家，如浙江医学院眼科教授吴燮灿，解放军广州陆军总医院眼科主任许尚贤，河南医学院眼科教授马镇西，河北医科大学眼科教授刘英奇，解放军二军大眼科教授李玉纯等都是出自军医学堂。此外，陈任还担任过附属医院门诊部主任、医务主任、护士训练班主任等行政职务。安顺的生活条件远不能与上海比，经济窘迫时陈任只得将上海带来的德文眼科书出售给学校图书馆，他的夫人周令法在城市优越环境中长大，此时也不得不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与其他教官夫人一起到城门口设摊，出售家中生活用品，换取食品。艰苦的生活并未使陈任退而却步，更没有考虑离开军医学校，而是一心一意投身于军医学校工作。针对军医学校的建设问题，诸位教官在校务会议上积极建言，常因观点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陈任也是其中一位，同人送其 “小钢炮” 外号。当时同被戏称为炮手者还有于少卿、张静吾、万昕、张锡泽等，合称军医学堂“五大炮手”。
军医学校为加强与前方部队军医的联系，从1940年开始，多次组织“战地医务考察团”，到湘粤前线实地考察，并指导部队医务卫生的改进。以医务处长于少卿担任团长，团员有陈任（眼科）、万昕（军队营养）、江世澄（军队卫生）等。他们向部队军医举行学术讲座并召开专业座谈会，详细说明改善部队医疗卫生应该注意的方面。例如针对因营养不良而致夜盲，考察团提出降低米与面粉的精白度的建议，并规定部队的最低营养素标准；由斑疹伤寒的流行而指导灭蚤及环境卫生；外伤溃疡久而不愈，考察团提出治疗的严格消毒问题，并具体指导。陈任也针对部队中砂眼和其他眼传染病流行，提出了可行的预防措施，如消毒、切断传染途径、不共用脸盆等，并且对眼病的治疗进行了指导。
考察团的工作受到战区首长和广大军医的热烈欢迎。在视察过程中，陈任也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化现象，看到部队疾病流行以及士兵受到的非人待遇。他曾发表一篇论文——《军队中脓漏眼的流行》，文中记述淋病眼在部队中流行，一团之众百余人变成瞎子，竟被弃于街头。陈任也看到当地少数民族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治疗，曾向上级建议发动乡村巡回诊疗，为苗民服务，但未能如愿。
陈任在军医学校工作后期，不幸身染重病。他去前线考察，染斑疹伤寒。痊愈后又感染肺结核，咯血病倒，并发喉头炎，只能卧床休息。幸得妻子不辞辛劳，悉心照料，身体得以逐步康复。军医学校教育长和同仁们也时常探望他，并在物力困难的情况下供应牛奶和美国奶粉。陈任稍得恢复，即在病榻上进行社会医学的研究与写作。他在病榻上写完了《医学管理大要》和《医事建设方案》两书的初稿，书中以德国公共卫生制度以及“苏联的保健事业”等为参考，结合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原则，提出了“中国公医制度”、“中国医学教育改造”、“治疗与预防一致性”等设想，以期引起社会对我国实现公医制度的重视，改变“重治病，轻防治”的认识误区。但在当时条件下，他的设想没有条件实现。在病中他又读了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一书，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他希望有朝一日，理想能够实现。
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投降。1946年春天，军医学校复员，陈任夫妇携次子回上海家。由安顺搭卡车（陈任得到照顾，坐司机旁边，其余人则坐车厢板凳）到香港，再从香港乘轮船到上海。此时他在上海的母亲已近七旬高龄，身体健康。全家历经艰辛，终于团圆。
陈任回到上海以后，无意重操私人开业医生旧业。当时同济大学医学院从四川李庄迁回上海，校长聘请陈任为眼科教授和附属中美医院眼科主任。中美医院前身是宝隆医院，原为同济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中美合作所接收。中美合作所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情报机关，抗战时与美国海军长期合作。战后美国海军将一艘太平洋战争使用的海军医院船全部设备赠送中国，中美合作所接收后，将设备配置于宝隆医院，并改名为中美医院。
中美合作所接管宝隆医院，实系侵犯同济大学权益。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早年曾是同济德文医学堂学生，作为同济校友，一向关心同济。在同济大学教职员工的强烈要求下，由朱家骅出面向蒋介石力陈，最后由蒋介石下手谕，医院归属同济大学。但中美合作所取走一半病床（300张），中美医院名称仍旧保留，并由中美合作所任命一位名义上的副院长。中美医院全部事务由同济大学全权管理，中美合作所不得干预。于是中美医院作为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地位得以确立。中美医院专家医师阵营强大，又配置美国新型设备，装备齐全，在上海一带赫赫有名，人称“鼎鼎大名的老牌子”。市民如得重症，千方百计要到中美医院看病，因为中美医院医师的诊断才是病人心目中的“金标准”。当时的各科主任有：院长林竟成；外科先是梁舒文，后由裘法祖接替；内科过晋源、陶桓乐；骨科屠开元；妇产科金问淇；小儿科宋名通；皮肤花柳科于光元；泌尿科章元瑾、陈远岫；耳鼻喉科李宝实；眼科陈任；化验科叶天星等，他们都是专家硕学，堪称一时之选，声名远播。
陈任在担任眼科主任期间，科内还有吉民生、钱元赞等医师，除日常门诊、病房和教学之外，还进行了致盲原因和沙眼方面的研究工作。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我国有盲者200万，防盲工作任重而道远。陈任认为，不知原因，何由预防？但致盲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因此陈任建议，要在全国各地开展盲目原因的统计工作，“每个盲者都得到检查，普及各地，以期了解各地的盲目情况，确定地方性的具体防盲政策”。这一工作应该持之以久，因为“经常的原因统计是防盲政策的‘测验计’，防盲政策的是否有效，常可在盲目原因的百分比的变化表现出来”。不止于此，陈任还指出，“社会的变化可以影响病患，也可以影响盲目的原因，而随着盲目原因的变化，也应督促我们及时调整防盲的措施和策略”。陈任根据1946年12月到1949年12月中美医院眼科病例的统计，撰写了《上海中美医院三年来盲目患者原因之研究》一文，发表于《中华眼科医学杂志》（第一卷）。根据陈任的分析，盲眼的一半病例由眼传染病所致，眼传染病中又以沙眼为主。同期杂志中还有天津袁佳琴医师关于致盲原因分析的一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开我国致盲目原因研究之先河，自此以后，各地眼科界有关致盲原因分析统计的论文连续不断，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防盲工作。
沙眼是一种严重的眼传染病，在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广泛流行。据当时估计，沙眼患者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盲人中20％系沙眼得不到及时诊治所致，其严重性可想而知。陈任和他的同事吉民生等对沙眼的临床现象以及发病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对 1000例沙眼患者的仔细观察后撰写了论文。为了彻底消灭沙眼，必须在全国进行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制定沙眼的诊断标准和分期，以根据不同分期制定不同治疗方法。在我国沙眼分期法未颁布之前，医生对结膜沙眼通常采用国际上的麦克伦的4期分类法。但由于生体显微镜的普遍使用，我国眼科医生对沙眼的全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们希望根据我国沙眼发病的具体情况，制定我国的标准。陈任根据他对沙眼的长期观察研究，对标准提出新的建议。他建议定为4期：以沙眼的初发至发展为沙一，瘢痕开始以及以后的反复传染及再发为沙二，而最后瘢痕占优势而浸润减弱时为沙三，全部瘢痕为沙四。再用 “＋”符号的多少表示轻重程度，并对每一期中分度的具体症状和分度之间的演变作了详细的描述。今日我国沙眼的发病率已大大降低，百年以前沙眼流行的惨状已不再重现。这其中包含着多少代眼科工作者的努力，也包含了陈任这一代和他们前辈们的心血。
即使日常医务工作十分繁忙，陈任也十分重视预防医学，他认为医学知识的普及，对于提高民众的医学常识，减少疾病的发病率十分重要。当裘法祖教授等倡议由同济医学院主办一个医学通俗刊物《大众医学》时，他十分赞成，并参加了编委会的工作，以后又担任常务编委。编委阵营之强大，无其他科普医学杂志可比。陈任经常为杂志撰写文章，普及医学知识。除眼科内容之外，还涉及社会医学、医学教育以及婚姻卫生方面，此外对读者来信，他也一一予以回复。
丁文渊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并兼医学院院长后，任命谢毓晋为医学院前期主任，陈任为医学院后期主任、中美医院的医务主任，以后又担任副院长，协助林竟成院长工作。实际上陈任并不想担任行政工作，他的妻子和亲属也不想他卷入是非。丁文渊亲自到陈任家中，以复兴同济的目标游说，得到陈任共鸣。
陈任对于科学管理医院曾作过研究，抗战卧病时也曾写过有关著作，有一系列改进医院管理的想法。但在旧体制下，管理工作往往与政治斗争和人事关系密不可分。而陈任不善此道，想法天真，不知不觉之中也得罪了人，引起误解。其中有一件事是裘法祖医师来同济后，先是被聘为骨科主任，但医学院有意聘他担任外科主任。当时的外科主任是一位教授，也是德国留学生，在军医学堂是陈任的同事和好友。当日军攻陷独山时，军医学堂撤退，慌乱中陈任不知所措，铺盖也不会打。该教官帮他把行李整理好，并且把陈任痛骂一顿（自此以后陈任的铺盖打的非常正规，他经常以这个故事教育子女）。抗战胜利后该教授夫妇暂时找不到合适房子，就住在陈任家中。学校决定聘请裘法祖担任外科主任后，不便向这位教授直接挑明，陈任竟然出面找他谈话，劝他辞去外科主任一职。他感到不快，就此断交。事后陈任的夫人怪陈任不知人情世故，为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失去了老友。但陈任认为只要对同济发展事业有利，得罪了老朋友也是不得已之举。幸而这位先生又在上海另一家医学院得到职位，解放后也被评为三级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陈任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就非常敬佩，在参加了上海高教系统的学习班后，认为自己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为人民服务的阶段。当时中南地区为了加强卫生事业的需要，向政务院请求将上海的一所医学院校包括附属医院迁到武汉。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中美医院迁汉。1950年，时任中南卫生部副部长齐仲桓来上海向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师生作报告，提出将同济大学医学院搬迁汉口，与当地的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构建新校舍，成立一个新的医学院，成为中南地区的医疗诊治中心。陈任听了报告以后，心情非常兴奋。他在《自述》一文中回忆，认为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公医制度”和“医疗保障”的理想医事社会将会实现，他对中国共产党寄以厚望，并愿为之奋斗努力。同年11月，他再次告别母亲和上海，携妻子与子女来到武汉。从此陈任在武汉定居43年，直至去世。他把自己一生最好的岁月献给了武汉和湖北人民，献给了他的母校，他理想之所在。
陈任到汉口后，先在协和医院担任眼科主任。协和医院原是英国的一家教会医院，后来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作，成为武大的教学医院。1950年前，协和医院并无独立眼科，眼科病人由外科的眼耳鼻喉科处理。1951年冬陈任出任眼科主任，眼科自此成为独立科目。另外一位从上海同济医院来的钱元赞医师也参加了协和医院眼科工作，1955年，吉民生教授也来协和眼科工作，正式成立“眼科教研组”，由陈任任主任，吉民生任副主任，自此协和医院的眼科有了很大发展。
除担任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外，陈任又参加了中南同济医学院的建校工作。为了指导并协调中南同济医学建校事宜，1951年冬中南同济医学院建校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牵头，主任委员为孙仪之（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长，后调任解放军总后卫生部长），副主任委员齐仲桓（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委员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的领导成员。医学院方面有同济大学医学院和武大医学院3人、协和医院1人为委员(以后又扩大为24人)，设秘书处为日常办事机构。迁校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中南军政委员会划拨汉口航空路华商跑马场旧址为建校新址，这片土地约420亩，但当时除了一座看台，到处是一片农田。建校委员会规划到1954年，建成8馆6科、医院大楼、员工学生宿舍等36万平方米建筑，计划1955年上海同济医学院全部迁汉，搬入新大楼。陈任作为建校委员之一，又担任秘书处副主任，作为办事机构的负责人，要将委员会的建校意图具体和工程设计施工部门商量落实，工作十分繁忙，委员会任命医学院刘永年工程师为工程组长，具体负责基建，陈任与刘工程师经常讨论工作到深夜。据陈任亲属回忆，陈任暑假探亲回上海，刚踏进家门，刘工程师电报已先期而至，询问有关事宜。之后成立工程处，由林竟成教授兼主任，接管秘书处未了工作。建校委员会又任命陈任为副教务长，协助李赋京教务长工作。安排课程也是煞费苦心，学生和教授分散汉、沪两地。作为教务方面负责人，要一门一门地落实学年中课程的安排（眼科课程由陈任自己担任）。每年暑假陈任来上海探亲之余，要一一拜访同济医院的教授，与他们商定去武汉授课时间的安排，并向同仁们报告武汉方面建校进展，希望教授们早日迁汉，用心诚为良苦。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员工是不愿意去汉口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机会留在上海。有一位外科医师答应出国参加足球比赛后马上到汉口去，陈任很是高兴，回家后向家人称赞一番，说某某人也答应去汉口了。但后来这位医师还是留在了上海。同济迁校一事已成历史，是非得失各有评说，但此事本身也是形势使然，政府的决定。陈任苦口婆心劝同仁去汉口，无非也是为同济保留人才之意。他在迁校和建校过程中付出很大心血，确是不争的事实。
1958年武汉医学院（同济医学院改名后的名字）开展了批判老知识分子的“拔白旗”运动，陈任也作为一面白旗受到批判，被批判后他不再担任副教务长职务，改任附属二院眼科主任。1955年附属同济医院迁来汉口时并未在新医院设眼科，医学院的眼科业务是在协和医院。1959年医学院在附属二院（即同济医院）重建眼科，由陈任担任主任，副主任为杨宜家教授。起初只有医师4人，病床位8张，教研组在他们带领下，积极开展了医疗、教学、培干、科研等工作，以后队伍逐步壮大，业务有了新的扩展。如白内障手术使用硅胶和冷冻，青光眼做灼漏术、冷冻术、透热术。视网膜脱离手术用巩膜缩短，硅胶填压等，在科学研究方面，陈任开展了角膜病研究，杨宜家开展青光眼研究。此外，科内还开展了眼底病、斜视弱视、视网膜手术等研究，均有一定进展。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西医向中医学习的号召，自此西医是否向中医学习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政治立场的根本大事。全国各地眼科界纷纷响应，形成西医眼科医师向中医学习的热潮。对于陈任来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中西医眼科结合的研究。他留德回国后，整理出版了他父亲陈滋的遗著《中西眼科汇通》。这部书是他父亲一生的心血，在书中提出了“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互补”的观点。陈滋收集了中医古籍中记载的近百个眼病病种（症状）以及近千种眼科处方（其中内服方864个、眼药5个、外用药方31个），他将这些病症与西医眼科的方法逐一进行试验比较，确定何种方法有效，并用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科学理论予以说明。学者评价陈滋的工作为“开中西眼科汇通之先河”，在我国眼科史上有重要地位（注：见《< 中西眼科汇通>学术特点探讨》一文，发表于《中国中医眼科杂志》2000年02期，作者卞少藩）。陈任继先人遗志，在门诊之余继续研究。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研究中医眼科的计划：他认为中医对病理的论述是中医中最值得研究的部分，也是中医理论有别于现代西医理论的特色。然而中医的病理往往以中国古哲学表达，以科学来分析哲学，极为困难，故应花大功夫研究。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中医的病理学，研究大众接受中医的原因，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这一计划得到眼科界好评，学者评论说：“特别应该肯定的是陈任有关中医眼科研究计划及方法，严谨而又科学，可谓中医眼科第一人，至今仍可为眼科界同仁学奕切磋。”（注：见上述同一引文）。但最近有成都学者认为：陈任的这一计划目的并非是去研究中西医结合，而是研究中医是否有科学价值，与他父亲主张中西医相互汇通的观点已经相去甚远。但眼科界中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对于刊于《中西眼科汇通》一书附录中陈任写的《眼科学上名词之讨论》一文都评价很高。在这篇文章中陈任对中医眼科典籍记载的各种眼病的中文名作了考定。他逐一分析了中医眼科典籍所列98个病症名称的含义，并与西方拉丁名词相对照，提出了一份“中西医眼科名词对照表”，其中列出全部146个眼科审定名的修正名、拉丁名、日文名以及中医名。这一工作对于中西医两派医学的沟通，意义的确很大。无论是中医学习西医，还是西医学习中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仅举一例，20世纪50年代时很多西医眼科界同仁学习中医典籍时，极感为难。中西医对病症的描述完全不同，名词迥异，西医学习中医不知从何着手。陈任得知这一情况，在参加全国眼科学会理事会时，将《中西眼科汇通》一书分赠各位理事阅读。后来华西医科大学毛文书教授写信对陈任表示感谢，说：“幸亏有这部书，读了以后学习中医眼科才得入门。否则读中医典籍如读天书。”会上陈任未能多带，教授们纷纷要求会后再寄。
为了完整地了解中医眼科的产生与发展，陈任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中医眼科史的研究。他收集了大量中医眼科典籍，逐一进行分析，就中医眼科的理论、对眼病的认识以及治疗方法等方面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撰写了多篇论文。在《关于祖国眼科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及分期问题》一文中，陈任提出了中国眼科史的分期，并对每一时期的特点和主要成就作了详细的阐述。在完成上文后，陈任又打算对重要中医眼科典籍逐一进行考证与评论，可惜未能如愿。生前已发表的有《五轮八廓学说的历史考》和《目经大成考》两篇。在《五轮八廓学说的历史考》一文中，陈任提出了五轮说起源于印度传统医学阿育吠陀（Ayurveda），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医家将其与“五行”和“五脏”相联系，建立了中国的“五轮”学说。在《目经大成考》一文中，陈任归纳了此书四方面成就，高度评价此书在眼科治疗学方面所作的系统陈述，其记载的内障针拨法描述尤为详尽（我国中医唐由之在20世纪70年代针拨白内障手术名扬一时，即系继承黄庭镜所述之法而改进者）。陈任认为《目经大成考》是我国医学遗产中最全面最系统的眼科医籍，作者黄庭镜是我国古代的眼科大师，该书应被推荐为学习中医眼科的课本。但现代论述中医眼科文献时，很少提到。为使祖国眼科医学遗产不致湮没，陈任撰此文以引起眼科界重视。
陈任出任附属二院眼科主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如狂风暴雨，席卷全国。众多中共高级干部纷纷挨斗遭打，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陈任被剥夺了工作权利，打成“三反份子”，被批斗，遭挨打，肺部出血，肋骨骨折，被逐出教授宿舍，他们祖孙三代蜗居在筒子楼一斗室。“昔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陈任对此很不理解，为了免于连累家人，他默默地忍受身心的折磨，问心无愧。有一位青年经济学家林一知，是陈任女婿的朋友，与陈任有一面之交，写了一篇回忆陈任的文章。其中写道：“1971年的一个冷雨春夜，十点多钟，我送未婚妻登上列车后，长江轮渡早已停渡。此时我决定再次拜访只有一面之缘的陈老先生，借宿一夜。武汉同济医学院门口值班同志告诉我，陈任是该院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现住在大礼堂旁边的隔离室里。从大门到隔离室是一条百米许的小径，我默默地走过小路，两旁的人行道树之间满满拉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陈任’的大幅标语，使我触目惊心。隔离室是一间废弃不用的储物间，除了门就只一扇小窗，空气潮湿而又浑浊。房间里堆满了陈老先生视为珍宝的德文书籍和文献，一张木板架在两堆不常用的书上作床。陈老先生一眼认出了我，他一改过去沉默的态度，与我滔滔不绝地聊开了，我们两人毫无拘束地聊到了后半夜。而后在木板床上抵足而眠。清晨 6 点，传进了一个生硬而又粗暴的命令：‘陈任，上午八点到大礼堂接受革命师生的批斗。’待我起身，陈老先生给我端来一杯热腾腾的甜牛奶和两片面包。吃着早饭，他的忧伤在这一刻才显露出来：‘一些学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竟然把学术成就与政治上的反动等同起来，认为知识愈多愈反动。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年轻人如果都接受这种逻辑，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在眼科领域，我比起许多德国同行，哪里算得上什么权威？可是，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无法继续研究学术，中国眼科与国际的差距就只能越拉越大了。’告别时，陈老先生坚定地对我说，‘我陈任平生之志，就是要学以致用，为病人解除痛苦。我相信自己这辈子是积阴德的，我活得问心无愧。’一番话，使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这就是我记忆里的陈任老先生。”
时任解放军广州陆军总医院眼科主任的许尚贤教授，是陈任在军医学堂时的学生和助教，听说老师被造反派关押，特地从广州赶来看他，而且还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毕恭毕敬向老师敬礼。边上造反派看得目瞪口呆。事后许教授对别人说：“我就是要穿着军装去看我的老师，我和老师交往几十年，他是什么人我会不知道吗？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我和老师是什么关系！” 经过三年多的批判斗争，陈任被允许去湖北宜都参加农村巡回医疗。农村沙眼患者很多。有机会直接为农民治病，陈任极其兴奋。虽年过六旬，仍自背行李，跋山涉水，行走于泥泞之中。治病之余，还带领学生进行襄樊地区盲目原因的调查统计，撰写论文。一年后返校，陈任恢复了眼科医生资格，参加门诊工作。以后又参加唐哲院长主编的《德华医学词汇》编写工作，负责眼科部分。历时四年完成。1979年恢复眼科主任工作，此时陈任已经73岁。在他任职以后，针对文革中眼科规章制度遭到破坏，他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包括建立手术前后讨论的制度、病史记录制度、病例讨论会的制度和加强培养青年医师观察记录病史的能力，针对以前记录病史不全面（观察不完整）、不系统（没有追踪）的现象，他亲自示范，以提高青年医师分析综合和撰写论文的能力。他还经常给全科同事作学术报告、病例示教等。研究生恢复招生以后，他又进行了研究生的指导工作。1987年3月因年老体衰退休。
陈任是我国最早一代眼科专家，与北京医学院毕华德，中山医学院陈耀增齐名，更是湖北省眼科老前辈。对我国眼科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他医德高尚，关心病员，工作严谨，责任心强，在行政管理上很有经验，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为人师表。
自德国回国担任上海同济医学院教授起，直到退休，陈任从事医学教学达半个世纪，培养学生无数，堪称桃李满天下。他为人师表，身体力行，为学生们所称颂，学生们敬佩他的人品学问，与他有深厚感情。陈任在军医学校的学生，后为河南医学院教授石炯写给陈任夫人的信中说：“陈师教学严谨，视诸生若子弟。为人宽厚、清廉，视金钱若粪土。乃不可多得之长者，此全校师生所传诵。若陈师之为人，尘世能有几人？生数十年来未敢忘者，每一念及，只觉幸运。”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西南医学院教授何宇光曾是陈任的研究生，他在回忆陈任的时候说：“恩师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学生丝毫未敢忘记。陈任教授领我跨入眼科科学的殿堂，给予我的种种恩情，使我至今受益。现今我仍致力于角膜移植和免疫，我的每一项进步、每一篇论文都浸透了恩师当年为我付出的心血。”陈任的另一位研究生张晓农现在是国内著名的眼科专家，曾任武汉同济医院眼科教授、硕士生导师， 武汉普瑞眼科医院院长，从事白内障手术普及工作卓有成效。他在回忆陈任对他研究工作的指导时说：“陈教授不但精通眼科学全部理论，知识渊博，学术思想活跃，而且对世界眼科及中国眼科的发展史，世界各国及国内眼科界名人学者的学术成就都了如指掌。对于眼科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尤其与公共卫生、社会医学的交叉融合等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多次呼吁要创建社会眼科学。以这种新的分支学科从宏观的社会医学的大视野来探讨现代眼科的发展。”“陈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指导研究生科研课题选题时，他要求尽量结合临床实际。 在课题设计中要有严格的对照。实验结果一定要经统计学处理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一般情况下都会纠正学生论文中‘我发现了…’为‘我观察到了…’。他的逻辑思维、推理非常严谨——实验可以重做，但结论不能莫棱两可。对学生论文的修改除了内容，连错别字、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陈教授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对学生外语要求很高，以便更多、更及时地阅读最新的国外文献。不但他自己读了很多的书，而且重要的地方他会给学生反复讲解。遇到学生临床基础较差的还要亲自给他们补习眼科基础及临床知识，并委托其他教授或主治医师在病房、门诊带教，最后经陈教授亲自考试才能过关”。陈任为学生讲课时非常认真，学生反映说，“陈教授操着一口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洪亮、层次清楚、重点突出。大家反映听陈教授讲课是一种享受。”
陈任行医亦有 50 个春秋，翻眼睑无数，查眼底不知凡几。为眼疾者解除痛苦，为盲者送去光明。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经常教育学生和年轻医生观察要仔细，检查要细致，一丝一毫不能疏忽。询问病史要详细，写好病历，不得马虎。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深受病人的信任和爱戴。有一位林厚斌医师，是南京一家医院的放射科主任，她年轻时医生诊断患有先天性白内障，不能从事放射科工作，为此曾找陈任诊断。她回忆说：“工作不久，体检诊断我患有先天性白内障，为此必须改行。专业得来不易，要我改行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找了多位医生，检查结论都是一致，我突然想起陈任教授。陈教授在家里用手电筒对我的瞳孔看了看，就说：‘是胎核折光过强，不是先天性白内障。’接着又补充说，‘你可以到××医院找×××教授再核查一下’。陈教授的一句话使我平静几十年，以后的体检中虽多次被告诫，但我有陈教授的诊断，体检医生的话听过也就作罢。如今我已搞了四十年多年的放射工作，至今我的视力还是 1.2 和 1.5。我要对九泉之下的陈教授说：还是您老水平高！”
林医生又回忆说：“我有一熟人，发现自己的眼球不对称地外突，找了许多医生，做过若干检查，有的认为甲亢，有的认为是炎症，需要激素治疗。最后找到陈教授，经他仔细检查，果断地说：‘就是眼球后脂肪增厚，没有什么大问题。’一句话解除了他多年的心病，在以后的若干年里，病人双眼并没有什么病变，使他受益终生。”陈任即使在文革中，思想包袱极重，但接待病人依旧热情。诊疗桌前总是坐满病人。对病人的问题仔细倾听，有问必答，热情解释，态度温和，解病人于悬念之苦。对不治之症，他从不敷衍承诺，而是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说明情况，使病人不作无谓之功，徒费资源。
陈任退休以后，又孜孜不倦致力于社会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且以社会医学的角度对我国医学教育的改革进行了审视。事实上，早在抗战军医学校工作时，他就提出了实现公医制度和改造我国医学教育的设想，发表了很多文章。陈任对德国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魏尔啸非常崇敬。魏尔啸不仅在病理学上作出巨大贡献，还非常重视公共卫生工作。魏尔啸认为，完美的“健康”理念应该包括三个互相关联的层次，即“细胞健康”、“人体健康”和“社会健康”。他认为“医学科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陈任受德国医学家的影响，又看到苏联公医制度的成就，在回国后一直提倡社会医学（当时他称之为“政治医学”）。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成立社会医学科，他大为赞成。梁浩材（现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学教研室教授）当时还是位青年教师，经常向他讨教社会医学的问题，陈任也把自己未发表的论文给梁先生阅读，谈了很多关于社会医学的想法。以后林竟成教授（林是我国著名的公共卫生和医学管理专家，当时任武汉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与陈任，还有梁浩材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文中提出了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方向问题。他们尖锐地指出当前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培养的目标不够明确，知识领域不够宽广，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忽视对学生智能的培养。他们认为现代世界各国医学和卫生事业都先后朝着医学社会化方向发展，即国家和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担负组织卫生事业的任务，把医学和卫生事业纳入社会工程系统,实行现代化科学管理。我国亦应看到这一潮流，按新的要求培养新一代的医师。这一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医学院本科应以培养“通科医生”（即现在提出的“全科医生”)为目标。而不是各门学科的专家(如内科医师、解剖学家等)。通科医生应该具有牢固的基础知识和广博的医学知识，通科医生的工作地区应是在社区医院，他们深入基层，依靠群众，重视预防，是我国医学事业的中坚力量。
1993 年陈任病重，武汉医学院领导多方关怀，医师努力抢救，终因年老不治去世，终年 87 岁。纵观陈任一生，经历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多个历史时期，医德高尚，为人师表。虽然日本侵略战争给他带来苦难，文化大革命使他遭受折磨，但他从不言放弃，充满信心，无怨无悔，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他顾全大局，一切以学校利益为重。他是一位医学专业人员，但在需要搞行政的时候，服从组织分配，“虽不愿亦事之也”，默默无闻做好工作，不图名利，更不以权谋私。当需要他回到技术岗位时，他也得心应手，以其精湛的医术为病人服务。他的高尚品德为大家所赞扬，追悼会上，众多的鲜花和唁电表达了他的学生、朋友、同事、同行对他的思念，以及对这位既是医生，又是教师，也是研究工作者，更是把青年人引入学术殿堂带路人的深深敬意。
（本文由陈任教授的子女陈英礼、陈英黔、陈黛莉、陈英汉等集体讨论,由陈英礼、陈英黔执笔成文。陈英礼：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已退休,曾任该系光学学科首席教授，光学与光子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陈英黔：曾任武汉市硚口区卫生局局长，已退休，1963 年武汉医学院卫生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