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在社会上缺医少药的形势下，我国新药开发迎来新的机遇，全国药学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在这种机遇下，1971年，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创建了药学系，系主任是杨晟教授，1972年开始招生，是中南地区最早创办的药学院系之一。师资主要从化学教研室、数理教研室和生物教研室调入，后来又合并了武昌药检专科学校的部分教师。
为培养师资也为学习经验，系里派杨先德、田世雄、黄定中、叶恒森、王福芝和我共6名主要学科带头人到北京医科大学（后被北京大学合并）进修1-2年时间。回校后，我们以北京医科大学的药学系为模板创建了我们自己的药学系，设5个教研室：化学、数理、中草药学、药物化学、药剂学。除基本的数理、化学研究室外，药学系在新药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和人力，主要分3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药物化学，它研究的是化学药物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化学合成、体内代谢、化学结构与药效相互关系、药物作用的化学机理。它的亮点就是寻找新药的途径和方法。新药的研究包括西药的药物合成以及中成药的提取，就叫天然药物化学。第二部分是药剂学，它研究药物的剂型，即提取到药物是做成片剂好？还是丸剂好？亦或是做成胶囊等等，这就是药剂学。药剂学还包括药物引起的分布和动态的研究，即药物动力学。李高教授从事的就是药物动力学的研究，即药吃了以后在胃里分布怎么样？在血液分布怎么样？在肝脏分布怎么样？哪个地方有效浓度最高？起什么作用？这就是药物动力学。第三部分是药物分析，就是把关药物的质量，检查药物的质量是否合格,制药的每个环节都会有质量控制，只有药物的质量达标才能应用在病人身上，才能允许生产和销售。
药学系办系之初，条件比较艰苦，教师们自己想办法谋发展，要发展就需要有经费支持，我们就从制药入手。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小型药厂，生产甘草流浸膏，销路很好。那时候基本上没有制药设备，全靠教职工亲自动手完成药物的制作过程。我们生产的甘草流浸膏，主要功能是治咳嗽。首先从内蒙把甘草膏运过来，教师们自己动手用斧头把甘草膏磨碎，再买几口大锅，把甘草放到锅里煮，期间还要不断搅动，以免煮焦了，体力劳动强度很大。煮好之后再过滤，按标准分装，还要消毒以保证质量。按500元一瓶的价格卖给医院、医药公司，卖了不少的钱。所得经费用于药学系的发展，使教研室的多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在良好的发展机遇下，根据国家政策和社会需要，我们结合专业知识办了几个药厂，起了很大作用，药学系就这样发展起来，当时在全国200多个药学院系中，我们的发展速度远远排在全国的前列。
1977年，因涉及工作调整，药学系停止招生，直到1984年才又恢复招生，由石朝周教授任副系主任并主持工作。1991 年，我任药学系副系主任。1993年，为适应学科发展需要，药学系升格为药学院。
1995至1997年的3年时间，是药学院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每年都招收学生数百人，形成了包括本科生、大专生以及研究生等多层次的办学模式，在校学生最多可达1200多人。从综合能力来排名的话，我们大约排在全国第6名，排在我们前面的是5大老牌学校，即南京药学院、沈阳药学院、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四川大学药学院。这5所高校在解放初期就开办了药学专业，起步时间较早。因为那时很缺药，许多高校都开办了药学系，最多的时候全国总共有两百多个，所以20世纪90年代也是药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药学院当时受到国家及省政府的特别支持，在省内乃至中南地区排名也在前一二名。全国药学院系每年都会召开年会，主要是进行学术交流、探讨药学发展前景、药学教材编纂工作分配等。每次年会都有100多个院系参加，我院是前几名的主要院系。
药学院第一个硕士点是在上世纪80年代取得的，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招生的，但那时候我们药学院的硕士点还是挂靠在药理专业的下面。我们的博士点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申请到的，1997或1998年就有教师开始带博士，但是正式有我们自己的博士点还要推后几年，后来申请到了6个博士点，数量还算是比较多的。
1993年，我任药学院副院长。1997至2001年，我任药学院院长。任院长期间，我首要的工作就是抓人才培养，因为药学院发展的关键是人才的培养。我把人才的积存主要分为3部分：引进人才、建设人才和积极培养人才。积极培养人才主要是通过留学、交换培养来实现。那时候，我们培养的人员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人，还包括我们能够辐射到的人。我们的毕业生也受到全国各地用人单位的欢迎，因为我们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十分扎实，动手能力也很强。在同一个企业，与同期的别的大学生相比，我们的毕生生显得出类拔萃。
第二方面是对科研的重视，科研对一个学院的发展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最辉煌、最自豪的是与多个制药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帮助许多企业实现了快速发展，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时候药学院是整个医学院最富有的单位。很多教师都想到药学院来工作。一方面是因为药学院的工资福利待遇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与企业、与社会的联系比较密切。有一段时间，药学院办了3个药厂，药厂在业务、技术、管理等方面完全靠药学院支持。每一次药厂的成功建设都给药学院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第三方面是抓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所有有关新药研究的前期工作我们都做得很好，包括药剂、药物化学、药理等基础，我们有很多教师都拿到了新药证书。新药证书的研究开发过程是十分复杂和严格的，分为两大部分，新药临床前试验和新药的临床实验。临床试验是在医院进行的。临床前工作则包括药物化学、药物提取、制作、合成、药剂、药理、药物分析等等。新药制出来以后，还有药物分析鉴定是否合格。因此我们比较重视实验室的建设，有了实验基地，国家才会承认我们的实验结果。我们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般新药研究在别的地方不能做的实验在我们这里做，我们帮他们做，也从中受益颇丰。
第四方面是抓创收工作。办学条件的改善需要创收来保证，采购先进的仪器设备也必须有充足的经费，靠国家和学校的拨款是不够的。我们用科技帮助别的药厂，我们横向科研项目很多，发挥药学院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长期与多个制药企业保持合作。
在创收工作方面，我们还狠抓“执业药师”的考试培训，国家执业药师湖北省培训中心就设在我们药学院。“执业药师”的考试是一场全国性的大型考试，从业人士要想就业必须拿到这个证书。在国外，执业药师的数量是衡量药学院系教学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我校是参与执业药师命题的5所学校之一。命题范围包括药事管理、综合技能、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学、药理学、药剂学等方面。
我当院长期间，对大家提出过两点要求：一是工作上勤劳无私，知不足，努力勤快；第二是生活方面要勤俭。我生活上很简朴，粗茶淡饭，不抽烟，不喝酒。此外，我主张无私地为学校作贡献。我的女婿是香港联邦制药的董事长，我经常跟子女说：“你们赚了钱要回报社会，回报国家。”我的女婿为学校和国家捐助了数千万元，除了用于大楼的建设外，还曾设立奖学金，即香港联邦奖学金。除了药学院，他每年对国家捐助100所院校，金额达3800多万。
回顾药学系的发展，是一段艰苦创业的历史，也是一段敢想敢干的奋斗史。2000年合校后，药学院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目前已成为培养中高级医药人才的基地。
（朱景申，1941年生，曾任药学院院长等职，分析化学学科创始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