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校初期，条件十分艰苦，作为病理学教研室主任兼基础医学部主任，杨述祖带领整个教研室的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汉口原“华商跑马场”的一片荒地上新建病理学馆，积极开展病理学教学、科研及进行病理尸体剖检、活体组织病理检查等工作，为迁校后病理学教研室的建立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杨述祖还组织教研室教师进行教材编写工作，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学科的发展及时进行了数次修改。1956年在全国学习苏联的形势下，病理学教研室有了翻译的苏联的病理学教材。此后，杨述祖参加了梁泊强教授主编的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病理解剖学》的编写工作，负责编写呼吸、消化、造血系统及寄生虫病病理学等章节，为我国的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建设作出了贡献。杨述祖对教材的编写工作高度负责，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资料，吸取其精华，每写一段内容都经过深思熟虑，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而且字体非常工整，他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教研室每一个人。1956年，国家首次对教师工资等级进行评定，杨述祖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杨述祖还先后担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及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北省分会常务理事兼湖北分会病理学会主任委员等多个职务和头衔。
学界翘楚 人中骐骥
杨述祖一生在病理学上刻苦钻研，治学严谨。他常常对青年教师说：“科研工作贵在严格和实事求是。任何一项科研工作只有数据可靠才是高质量的，才有参考价值。” 迁校来武汉以后，杨述祖对血吸虫病、病毒性肝炎、肝癌、恶性淋巴瘤等疾病病理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多篇论文。他的科研成果从1960年代起一直被引用于全国病理学教材之中。在科研工作中，他课题设计严谨、观察细致、数据确凿、推论严谨，每项研究对解决有关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突破。1963年，杨祖述发表的《急性血吸虫病的病理变化》，是国内首次把日本血吸虫病虫卵结节分为急性和慢性虫卵结节，用连续切片证实绿豆大小的急性虫卵结节有些只是由一个含有成熟毛蚴的虫卵所致，为阐明虫卵结节形成的变态反应机理提供了有力的形态学依据。1965年，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国际学术会议上，关于我国血吸虫病的研究报告中，报道了这一研究成果。1965年，杨述祖发表的《几种粮食对于实验性肝癌发生的影响及DAB肝癌的组织类型》是国内在这一方面进行最早的动物实验研究报告。
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同济几代人，接力送“瘟神”。同济医学院迁址武汉后，当时处于长江流域一带的湖北省是我国血吸虫病的重灾区。由于 长江流域一带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居民，从小与疫水接触，少量反复感染后获得一定的免疫力，故表现为慢性血吸虫病。慢性血吸虫病患者如不及时治愈就会转化为血吸虫性肝硬化致死。杨述祖带领病理学教研室的同事深入灾区一线和湖北人民投入到防治血吸虫病的斗争中。当时的湖北阳新县是血吸虫病的重症之地，被称为“无人区”。当地的居民死的死，没死的也到别的地方逃生了，人烟稀少，真是“万户萧疏鬼唱歌”。而疫区杂草丛生，又是当地仅存耕牛绝好的生活环境，感染了血吸虫病的耕牛，排出的粪便中含有大量血吸虫卵，耕牛成了血吸虫病的传播源。血吸虫卵内的毛蚴，孵出后，钻入钉螺体内，草丛中的钉螺是血吸虫幼虫的主要宿主，人只要在草丛中穿过，一旦与受感染的钉螺排泄物接触，有可能被感染上血吸虫病。为了防止感染，他们不得不穿胶鞋和长袖衣裤。暑假期间，在闷热潮湿的湖北，他们整天穿着湿漉漉的“防护服”，还得忍受蚊虫的叮咬，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杨述祖带领病理学教研室的同事克服重重困难，亲自给患者作各种检验，进行了一系列首创性的研究，成为“血防”战线上的一位领军者。
七十年代初，国务院和卫生部召开全国防治老年慢性气管炎专家座谈会，杨述祖应邀出席了会议。会后在湖北省卫生厅慢性气管炎办公室的领导下，成立了武汉市“防治老慢支”病理协作组（由中南同济医学院病理教研室、武汉军区陆军总医院病理科和武汉医师进修学院病理学教研室组成），杨述祖任协作组顾问。他对协作组成员说：“人们都说，气管炎是一个治不好，死不了的慢性病，因而长期被忽视，但是，临床和病理医师都知道，慢性肺心病就是从慢性气管炎发展而来，最终可导致死亡的疾病，你们要着重研究慢性气管炎发展为肺心病的发病机制，对死亡病人作尸体剖检是研究的重要环节，否则是难以找出原因的。”遵从杨述祖的选题及科研思路，协作组成员日以继夜地在医院和实验室忙碌，并获得省防办和同济医学院科研经费的资助，同时，也得到协和，同济和武汉市各医院内科主任的协助。在一年内，协作组成员顺利地完成了慢性肺源性脏病（简称肺心病）10例病理尸检工作，并总结成文。其中一例的心脏重量达720克，是当时国内外有关文献报道的最重者。肺部病变通过大量病理形态学观察及统计数据证实了是由于慢性支气管炎症久治不愈，向肺部纵深发展，形成细支气管和呼吸性细支气管的炎症，是患者发生呼吸功能衰竭、肺细、小动脉硬化和右心肥大、心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这一课题和研究结果，引起与会者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称赞，也为日后病理学教研室获得多项国家科研攻关项目资助打下基础。此后，病理学教研室获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并成为国家七五、八五、九五攻关项目研究成员，并是八五肺心病病理攻关课题的负责单位。
从1946年起，杨述祖一直从事病理学诊断工作，数十年来从不间断，积累了及其丰富的经验。迁校至武汉后，凡是送到他那里的复查或会诊切片多是疑难病例，所以杨述祖每天都要会诊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病理切片，但他对每个切片都仔细观察，反复思考，查阅专著文献，有时一个病例或一张切片经过数日才作出诊断。在观察切片过程中杨述祖发现一个新问题或看到新资料或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新的体会时，经常把教研室同事们约到他的办公室学习，甚至不厌其烦地亲自到同事们的工作室一一讲授经验，心得和体会。有时为了查清一个问题，确定一个诊断，杨述祖常连续工作到晚上，甚至有时夜半想起一个问题而起床工作直至凌晨。平时，为了解决一个病理诊断上的难题，他总是反复推敲。凡他认为特别疑难的病例必详加记载，亲手画图，并附参考文献，以飨他人。他还经常深入病房，了解病情，或把病人请到办公室亲自询问和检查。虽至耄耋之年，仍坚持不懈。由于他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所以病理诊断误诊率极低，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
杨述祖对待病人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一视同仁，从他的病理诊断记录中可以看到一些高干的有关病检详细记录。面对于登门请求会诊的普通病人也是满腔热情予以接待，有求必应。一次，一个病人拿着切片请求杨述祖看，他的学生见老师正在审阅某刊急待发表的一篇论文耽心打扰他，就对来人说：“杨教授非常忙，您是否请其它医生看一看，一定要杨教授看的话，最好明天来。”但杨述祖迎上来接过切片并认真看了直到病人满意地离开。杨述祖坐下来对学生，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作为一个医生，要为病人和病人的家属着想，他来求你，一定是万不得已。尽我们的力量能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对于他们的家庭是很大的一件事，我们虽然花费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心里却坦然。”
杨述祖从事活检工作数十年的心得笔记成堆，积累了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它不仅内容广而深，更体现了杨述祖的治学精神，启迪和激励着病理学界的后来人，他本人也成为学术界敬仰和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