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螺研究 一代先驱
回到国内不久，李赋京留学德国获得的医学博士学位就通过了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正式认证，在人才奇缺的旧中国，他很快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先任南京中央卫生署技正，兼任东南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并和靠飞鸿传情相恋多年的黄诗蕴女士喜结良缘，组建了幸福家庭。但强烈的事业心驱使他不能安于现状，要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愿望。1929年他辞去国民党政府卫生署技正，来到上海中央卫生试验所任病理科主任。
日本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疾病，特别流行在盛产粮食的长江流域和江南省份。长期以来血吸虫病一直是是危害劳动人民健康的大敌，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民饱受其害。血吸虫病严重的疫区凄凉景象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七律《送瘟神》诗词中所生动描绘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1930年，面对血吸虫病的危害，时任上海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陈方之先生委派李赋京对江苏和浙江的血吸虫病进行实地调查。这是20世纪30年代国内最早的由政府机构对血吸虫病灾害的展开的调查工作。他们于1930 年前后在江苏、浙江两省的49 个县展开实地调查，有效地掌握这两省的血吸虫病灾害发生状况，统计到两省“农民患染此病者估计约有四百八十万人”，同时，他们还结合其他人员的调查，总结出了当时我国血吸虫病灾害的主要分布情况：“关于中国之病区，其传染最烈者厥为扬子流域及临近湖道，如江浙两省之太湖，江西之鄱阳湖，湖南之洞庭湖，其在长江流域之湘水及汉水亦不相上下，汉口至宜昌一带，亦有存在。”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李赋京目睹了湖沼地区农民遭血吸虫病危害的凄惨状况，决心要有所作为。调查工作点燃了李赋京为攻克中国血吸虫病奋斗的激情，开启了伴随他一生的钉螺研究。
钉螺是一种米粒般大小，外形酷似木螺钉的螺蛳，它是血吸虫这种寄生虫生命周期中不可或缺的中间宿主，发现、控制或消灭钉螺就可以阻断血吸虫的生命周期，达到消灭血吸虫和血吸虫病的目的。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血吸虫病和钉螺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所长陈方之的指点下，李赋京白手起家开始了科研工作。由于他还兼任东南医科大学的教学任务，科研工作只有利用教学的间歇和假期进行。在课堂上是教授解剖学，授课之余他的科研就是钉螺研究工作。查找钉螺，调查其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和密度是开展血吸虫病防治的基础工作。血吸虫病疫区都在江河湖汊地区，实地查找钉螺多在泥沼和芦苇丛中进行，非常艰难，为防止感染，不得不穿胶鞋，长袖衣裤，暑假期间闷热潮湿的南方气候，还得忍受蚊虫的叮咬。李赋京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坚持长期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和湖南等地的疫区进行调查。他躬身出没于芦苇丛中和沟渠沼泽地带，寻找和收集钉螺，观察其生活习性，生态环境，作详细记录。即便在抗战时期，逃亡途中也不忘收集钉螺标本，在颠簸的火车中他就将装有钉螺的水桶抱在怀里。他将采集的钉螺带回实验室培养和进一步观察研究其胚胎发育情况，并将采集的钉螺，制成标本。他发挥了绘画的特长，精心绘制了大量生动逼真的钉螺形态和发生图，先后发表了《钉螺的解剖》，《钉螺的治后发生》，《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的解剖、生活习性和种的鉴别》等多篇研究论文。1936年，年仅36岁的李赋京在安徽的调查中，发现了一种钉螺，经过查阅大量和反复对比国外此前的钉螺研究资料之后，他肯定这是一个钉螺的新种，并在《中国动物学杂志》首次公开发表这一发现。经国际专家组织鉴定，正式给这种钉螺命名为“安徽李氏钉螺（Oncomelania anhuinensis Li）”，这是在那个时代的科学领域里，以中国人命名的极少数医学发现之一。
从这以后直到1970年代，李赋京一直在教学工作间歇期或假期奔走于血吸虫病疫区。李赋京曾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多所大学任教，但从没有停止过对钉螺的研究。1947年，他应聘去台湾大学任教期间，曾在该校的热带病研究所工作，继续他对钉螺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同济大学医学院搬迁到武汉。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血吸虫病和钉螺的研究，尽管当时正值迁校创业之初，教学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学校仍拨专款在校内一隅修建了钉螺研究室，从此，教学工作之余就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李赋京的身影。湖北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位处武汉市近郊东西湖地区就是其中之一，该地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很早就开展起来。李赋京在现场调查和研究室两个战场齐头并进。此外，在大面积灭螺的措施方面，他提出了要结合兴修水利和湖区围垦的设想。李赋京在血吸虫病的防治和钉螺研究的领域里进行了开创性、基础性的工作，为后人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坚定的基础，为中国的血防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曾多次被评为血防战线上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
绘图神功 医教楷模
李赋京一生钟爱医学教育事业。1928年从德国留学回国后，他先后在东南医科大学、河南大学、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台湾大学、中南同济医学院和武汉医学院任教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和病理学。他一向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待每一堂课，尽管日后他已经是国家高教一级教授，但是他从不敷衍任何一次教学任务。他从事医学教育长达60余年。尽管教授的内容都是熟悉的，但每次上课前他都是认真备课，工整地撰写和修改讲义，惟恐辜负了学子们的厚望。抗日战争时期，在动荡不定的生活中，他的讲稿、画稿总是丢失了又重写、重画。
李赋京任教的学科都属医学生基础课中偏重形态的学科，这些课程推理性不强，厚厚一本书的解剖知识需要大量的记忆，学生们无不为之头痛，一向被视为是送给医学新生的“下马威”和“见面礼”。但是，在李赋京的解剖学课堂上，他那整齐而富有条理的板书，首先就使学生们的思维也跟着明晰起来；更引人入胜的是他随手在黑板上的绘图，他每讲到一个重要的人体器官或系统，为使学生加深印象和兴趣，便用粉笔寥寥数笔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的组织或器官形态图，再用手指略微加工，便使得一幅富有质感的解剖图跃然于黑板上。更绝妙的是绘制体内成对脏器时，他竟然可用双手在黑板上一气呵成！他那过硬的绘图工夫使在座的学生们眼前一亮，大教室里一片叹服之声。李赋京的讲课条理清晰，语言生动，特别是他的板书绘画技巧在学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李赋京的绘画技能帮助学生们深刻地记忆了那些形态学枯燥的内容，进而提高了对解剖学的兴趣和信心。
李赋京的小女儿李景英和女婿韦加宁1956年考入武汉医学院，他们有幸聆听了李赋京的讲课。韦加宁在组织胚胎课上为李赋京的绘图技术所折服。他努力学习组织器官绘图技术。李赋京在观摩助教讲课时常坐在他身边，很赏识他的才能，并给予很多指导。韦加宁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经过四十余年的临床实践，他成为我国声望卓著的手外科专家。他回忆到：“有一次课间休息，李教授走下讲台来到学生中间，并检查了我的笔记，帮助我修改解剖图。我很崇敬李教授，今天我的手术做得好，与当年解剖学学得扎实很有关系。” 韦加宁从事手外科后，经常以绘图来向学生们传授手术技巧，这是他受到李赋京绘图辅助教学的影响，他的随手绘图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癌症晚期，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坚持编写和亲手绘制完成了《手外科手术图谱》,这也得益于当年李赋京的影响和教导。
根据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河南大学医学院求学的学生后来回忆：“课讲得最好的老师要数教寄生虫学的李赋京教授。这门课本来就难讲，而我们又是在逃亡到宝鸡县姬家店农村时上的这门课，缺乏挂图和标本。但是，他仅靠口授和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图，就能把各种寄生虫病的幼虫、成虫、宿主、中间宿主、传播途径、在人体内的游走路径和寄生部位表达得清清楚楚。能够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教师不仅要做到胸有成竹，而且还要具有心、口、手三者协调应用的本领。对于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钉螺的研究，他有着独到的贡献。当时，我国北方医务界对于血吸虫病的了解还很少，像他那样能兼做科研工作的教授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少学生在毕业几十年后谈起李赋京，还赞不绝口地谈起当年课堂黑板上“图文并茂”的感受。与他共事几十年的同事们甚至不无感叹地说李教授黑板即时绘图的功夫是“空前绝后”的，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绘图辅助教学的高超技能被一批又一批学生口碑相传。
李赋京在长期的实践中还摸索和自制了简单而实用的绘图工具，增强了图画的质感。李赋京的绘画技巧同样也为他的钉螺研究和大众医学教育增辉。在他的多篇钉螺研究论文中，都配有精美的插图予以说明。作为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李赋京十分重视医学知识的普及教育。《大众医学》医学科普杂志于1948年创刊，目的就是面对中国人民大众普及医学科普知识，李赋京欣然接受稿约，创刊号上的第一篇就是他撰写的讲述人体解剖基础知识的文章“人体巡礼”，在以后的各期杂志上也有他的文章，并都配有他亲手绘制的图解，提高读者大众阅读的兴趣和理解程度。
李赋京从教50年，桃李满天下，是广受师生和同行赞誉的医学教育家，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代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