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校武汉 创业建功
1948年,当时仍在河南大学医学院任教的李赋京,途径上海打算再次去台湾大学兼职任教,经同济大学陕西老乡和医学院院长的劝说,他退掉了台湾大学的聘书,辞去了河南大学的工作,留在上海在同济大学医学院任解剖学馆主任教授。
1949年,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到了执政末期和崩溃的边缘,并开始向台湾败退,军政界要员和商界大亨们纷纷争抢机票逃离大陆去台湾。李赋京作为一名知名教授,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赴台邀请,毅然决定留在大陆。上海解放之初,是蒋介石政府撤离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物资匮乏,人心浮动,百废待举。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召集上海各界人士开会议事,李赋京作为进步人士获得了会议的邀请,参加议事。是年七月底,李赋京收到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联名签发的派遣令:“兹委派李赋京为国立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仰即知照到职视事为要!此令。”当时的高等院校中人员思想复杂,对共产党新政府持各种看法的都有,如果接受派遣令,担任同济大学校务委员面临的困难艰巨、问题众多,但是李赋京勇敢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为稳定同济大学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1950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各高等院校的院系和专业进行调整。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将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整体内迁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命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这对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医学院员工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突然要离开生活条件较为优越和习惯的上海,去一个内地,且远不如上海经济发达、生活舒适的地方,思想上的障碍、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那些已扎根上海的知名老教授们,说服他们的难度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这些“重要人物”不能随校去武汉,将使得这所久负盛名的医学院实力大减,或是形成上海和武汉两地的分裂局面。因为李赋京响应中央号召的正面态度,和他教师中的威信和学术地位,学校安排李赋京担任迁校和建校委员会的委员,直接参加了学校的搬迁、新校址的选定和建设工作。为了落实政府的号召和决定,秉性耿直以事业为重的李赋京,带头放弃了在上海优裕的生活条件,顶着各方舆论的压力率先投入到迁校的工作中来,做教师们的思想工作,不辞辛劳地奔走于上海和武汉之间,克服重重困难,参与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和在武汉建校的艰苦工作。
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武汉的新校址是位于闹市区之外(老武汉人称之为“铁路外”)的原“华商跑马场”。经过多年战乱,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荒草齐腰丛生,野狗四下出没,仅存一个残破的观看赛马看台的荒芜之地。新校舍的建设标准由于国家经费紧张而捉襟见肘,无疑对学校搬迁工作产生了种种物质上的困难。建校之初,教室和宿舍都还没有建成,但是学生们的学习不能耽误,授课不能停。李赋京当时担任解剖学授课任务,与其他老师一起,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在临时搭建的简陋芦席棚里,师生们共同冒严寒顶酷暑上课教学,争分夺秒地为新中国培养急需的医学人才。学校充分肯定了李赋京在迁校工作中的努力和贡献,1951年9月,中南同济医学院向李赋京颁发“中南同济医学院医人字(壹)号聘书”,聘请他担任解剖学馆主任、教授。1956年中南同济医学院党委批准李赋京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同年李赋京被评定为国家高教一级教授。李赋京还担任过教务长,兼任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理事、解剖学会理事、武汉市中医进修学校校长、武汉市科联委员,对外文化协会分会理事和武汉市硚口区人民代表等多个职务和头衔。
逆境追求 文革平反
秉性耿直的李赋京在“极左”路线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从1957年反右运动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他长期身处逆境,无缘他的解剖学讲台,但是,崇尚“科学救国”的李赋京,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也从未放弃对科学事业的追求。
在上班和参加政治学习之余,李赋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寄托在了那间小小的钉螺研究的院子里,他悉心照料他从各地血吸虫疫区收集来的钉螺,潜心观察显微镜下钉螺发育。1958年,李赋京下放到汉川县接受劳动改造。根据有关指示李赋京在接受改造的同时,要对该地刁汊湖区进行钉螺调查。汉川县是湖北省血吸虫病重疫区之一,在改造期间,李赋京仍以学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事业心,对刁汊湖疫区的钉螺分布情况进行调查,留下了宝贵的钉螺分布图和文字资料,为进一步开展该地区的血防工作打下了基础。他接受改造期间,正值我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粮食和各种生活物资严重匮乏的时期,这种艰苦的生活和湖沼地区的实地调查工作,难不倒一向生活简朴、曾多次深入农村疫区工作的李赋京,经过近两年在汉川县的改造,李赋京于1960年回到学校,但当时他还不能从事教学和科研,在学校的模型厂上班,制作教学必备各种医学模型。这项工作对于人体解剖知识烂熟于心,而又擅长于绘画的李赋京来说,无疑是一个用石膏作为画笔进行艺术创作实践的机会。无论是在汉川劳动改造时的钉螺调查,还是在模型厂做医学模型器具,都符合他的兴趣和特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暂时忘记了身处的逆境。1961年,李赋京被摘去右派帽子, 1962年,国家刚刚从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阴影中走出来,经济逐步恢复,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有了改进和进一步落实,已是年逾花甲的李赋京,重新登上讲台,为当时新开设的德语医学班学生用德文讲授《组织学》,带实习课。1963年,李赋京参加了“长江下游五省血吸虫病防治科学研究会议”,并接受了科研任务。1964年,他去上海参加了中央血防9人小组召开的“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科学研究会议”,参加了聂荣臻副总理亲自主持的全国血防工作大会,精神受到极大鼓舞。在这次会议上李赋京接受了更重的科研任务,会后回到武汉就与同事们一道下乡实地搞调研。已经年逾60的他来到血吸虫病重灾区开展血防和灭螺工作。他不辞辛劳,冒着感染血吸虫病的危险,满腔热情地带领着年轻人在湖沼地区开展钉螺调查。先是在湖北新洲县疫区一年,接着1965年他又下到湖北阳新县疫区,在地委专员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血防和灭螺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仍常在湖北的防疫区第一线工作,致力于他的灭螺研究,直到被强迫回校才不得不中断了这一事业。10余年后的1976年,76岁高龄的李赋京终于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和“文革”极“左”路线的终结,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潮把中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可是此时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已经使他无法再重返讲台和继续血吸虫病研究事业。
197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领导专程来武汉采访李赋京,了解朱德元帅在德国留学期间的往事。这次访谈打破了李赋京平静的生活和思绪,激起他对青年时代的回忆的同时,更是让他看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希望。
李赋京在接受采访过程中,全力思索和回忆朱德的往事,力图回忆60多年前这位伟人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时光片段,但是唯一能帮助他回忆的留学德国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被当作 “四旧”抄走,使得他难以提供确切的资料,毕竟是经历了无数折磨记忆衰退的八十老人了。无奈之中,他仅提供了其他可能了解情况的人——这就是同在哥廷根大学医学院留学的同学、原河南医学院院长张静吾教授。后来张静吾教授提供了一张珍藏多年极其宝贵的照片,这是一张朱德同志与哥廷根大学进步中国学生在聚会声援“五卅惨案”之后的合影,照片中的朱德和李赋京相邻就坐在第一排。这张珍贵的照片后被选入朱德生平事迹展,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李赋京看到这张照片时,60年前的情景仿佛再现眼前,他眼圈红了,眼睛湿润了,嘴唇颤抖,难以用语言表达他发自内心的激动。
1982年,李赋京因突发急性广泛性心肌梗死住院治疗,卧床三个月后,老人的腿部肌肉严重萎缩,从而卧床不起,身体日渐消瘦和衰弱。1984年,湖北省委科教部的领导和武汉医学院党委负责人专程来到李赋京病榻旁,将省里和学校有关为李赋京彻底平反的红头文件送到他手中。年已84岁身卧床不起的李赋京教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和一级教授职称。面对湖北省和学校党组织有关领导,李赋京这位一辈子追求“科学报国”,耿直而又襟怀坦诚的老教授潸然泪下。老人将补发的工资,补交了多年的党费。
在度过了88岁生日后不久,1988年9月29日下午6时10分,极度衰弱的李赋京教授,便告别了亲人和这个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医学教育事业,在家中平静地去世。
(作者:潘群 李昊)
附注
1、《文史资料》1988年第一期,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内部报刊统一书号SX11-1069);
2、《三秦第一家》(书香世家系列文章)——人才济济的蒲城李氏家族(上、下),原志军 冀晓迅,《知识界》杂志;
3、《要做大事,不做大官》——记中国近现代水利专家李仪祉;吕明智, 《名人传记》1995第六期,总第108期;
4、《大众医学》创刊号,1948年;
5、在不同网站查找下载了高语罕、朱德、孙炳文、房师亮、李赋京和哥廷根大学的相关资料;
6、李赋京遗留下来的日记、文字、照片、各类证书、聘书等资料;
7、陈方之.血蛭病之研究(第二报)(二续)[J].新医药,1934(3)[3];
8、内政年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9、中南同济医学院、武汉医学院、同济医科大学大事记(1950-1986年)(内部发行)。
郑重声明:本文经过李赋京教授家人及生前所在单位审阅认可,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