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语
大江东去，浩浩荡荡，从来就没有清流,小溪静静悄悄地淌着,偶而却有晶莹明亮的清泉流出。人生的岁月从来都难平平坦坦，曲曲弯弯才是真实。偶而有平静顺利是可期望的，总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永远正确，那只是理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回忆总是无穷的，回忆录不可能只是名人的专利。
武汉医学院1958级同学，今年适逢毕业50周年，相聚武汉母校。50年走过，不少亲爱的同学已成故人，让我们祈祷他们一路走好，思念常在心中。
走过50年，多了许多经历。回想5年大学生活，点点滴滴，无不宝贵。也望我们能像50年前那样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再走50年。这里记下的只是当时我所经历过，也尚还记得的那一幕幕，实为苍海之一滴，且当一块小石，不知会否激起一片涟漪。
走进大学
1958年春天我已是高中三年级毕业班的学生，面临高考，我也和每个高三的学生一样憧憬着未来。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就在自己床头贴下了誓言: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人类的医疗事业，再加上当时还是湖北省实验中学急救班的班长和校红十字少年会的主席，所以我将医学类高等院校作为高考志愿的首选，也是顺理成章的。那年高考又有改革，把以前分一类（理工科）、二类（医农科）、三类（文科）的严格分类打破了，允许学生跨类报考，也就是原来报考一类的学生加考一门生物课就可报考二类的大学，原来报考二类的学生加考一门数学就能报一类的院校。从认字、读书、算术启蒙开始，我的运算能力一直不错，无论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的成绩都是上乘的。1958年湖北省高中生数学竞赛我也参加了，虽然没有得到名次，但我对自己的数学能力还是蛮有信心的。因此，在填报志愿时我决定跨类报考二类和一类的大学。那年中国医科大学（8年制）、上海（第一）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中山医学院都不在湖北招生，能报考的医学院校只有武汉医学院、湖北医学院、湖北中医学院及第四军医大学。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医学院医疗系，第二志愿是湖北医学院医疗系，第三志愿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最后一个志愿是清华大学电机系。
高考之前我和每个考生一样是废寝忘食地准备功课。同学们在晚上熄灯之后秉烛夜读，为防止校方检查，有的同学用被子把窗户封上，这些行动全都是自觉的。实验中学的3年学习帮助我养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学习模式：一、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对考试不是太紧张，认真对待平日学习即可。二、学习按计划进行。每门功课按自己的认知程度和重要性做一个评估，然后订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如什么时候开始复习，每天复习几个小时，多少个小时可完成全部的复习等。复习完成后，每7至10天要做一次抗遗忘回顾。所以复习时，要在书上留下自己的笔记，厚厚的一本教材可能留下来的笔记只有几页纸，但在抗遗忘回顾时，读笔记回想书本内容，有些模糊了的内容再看书强化，以求巩固，这样就把几张纸的笔记在脑海里还原成厚厚的一本书，同时再举一反三问几个为什么，书上内容就活络了。为了让自己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计划，我把复习期间每一天的日期都写到纸上，从一开始到临考前3天，在每天的日期后面画上数个圈，一个圈代表一个小时，认真完成了一个小时的计划，就给圈上划一个记号，并把这张计划纸贴到床头墙上。这样到考试前，每门功课都认真复习过，做到心中有数，考试也就不紧张了。在执行复习计划时有时犯困，我也试过用古代和现代的许多方法，最好还是困了就睡，睡了爬起来再学。三、在复习功课时我喜欢反复思考，喜欢提问，喜欢在课本中找答案。我不大注意参考书，特别是猜题的参考书。我也不会去读高年级课本，当时我们班有同学在高二时就自学完成了大学4年级的某些课程。现在我依然记得1958年数学竞赛有一道题，要求计算正六面体以其对角的连线为轴进行旋转后所得图形的体积，我反复思考推敲，并用课桌上装墨水瓶的纸盒旋转，却总也得不到启发。后来因为这道题超出当时高中数学的教学大纲，被作废了，但实验中学有同学用微积分的方法解出了这道题。樊侃同学解了，我不能。在我们班上，在我们年级里有很多十分聪明、十分会学习的同学，像樊侃同学、魏乐裕同学、吴前隽同学、吴德新同学等等，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与他们相比我只是一只笨鸟，按成绩我可算上等，可上等之上还有优等，我排在中间，前面还有好多成绩优秀的同学。
高考前3天，每天我只复习功课6个小时或更少，主要是捡漏那些容易混淆的概念，或必须要强记的公式法则。7月的武汉号称火炉，临考前的3个晚上我都是在长江边乘凉，在大桥下散步度过的，因为我们家就在大成路吉祥巷1号，到江边也就10分钟，江边凉快。
考试那天早上我6点钟起床，发现颈子犟了，头只能歪着，用手使劲砍了几下，才稍微强一点。带上准考证和要用的文具，我下楼在巷子口喝了一碗伏子酒，吃了一对米粑粑，就直奔考场。考场设在阅马场附近的财经学院的教室里，头一天我已看了自己的考场，这天不慌不忙在路上花了20分钟，7点前到达考场。考试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有太大的波折，仅有两个小故事。由于颈子犟了，老歪着脖子看考卷，我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他一次又一次看我的准考证。好在我还是我，没出纰漏。第二件事出在考政治时，题目不难又不敢瞎发挥，不到半小时就答完了，又不好意思离场，就在座位上放松放松，谁知就去会周公了。等到监考老师喊醒我时，离交卷只有20分钟，老师高声讲，“大家检查一下，没有再需要更改的可以离场了”，我草草看了一下就交了卷。就这样，我完成了高考的考试，没有太多的紧张。
郑谷治老师是我的化学老师，他一直希望学生能考好一点。高中3年我的化学成绩都是5分，我也希望再拿一个满分来回报老师与母校，谁知高考时跌破眼镜看走了题，错了一道25分的计算题，真的不敢去见郑老师，负疚感直到大学毕业才稍微减轻一点。化学没有考好，物理考试下来对答案，却题题正确，应该是满分，但高中一年级上学期我的物理考试成绩仅仅及格，以后的两年多虽蛮努力也并不都是满分。考试真的说不清楚。
高考后，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找到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用高一学过的制图知识帮一家工厂做描图工。40天我居然赚了76元钱，比父亲每月挣的工资还高。父亲虽然知道我从工厂挣了一笔相当不错的收入，但分文未要。“你自己支配吧”，父亲说。我用这笔钱首先给学振兄买了一支永生的金笔，花了7元多，这相当于一个月的生活费。因为在高考时，学振兄将他宝贝似的金星钢笔借给我去高考，我心存感激。余下的钱，我攒了起来，为将来上学做准备。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太操心是否能考上大学，操心的是能够上哪一所大学。
8月份录取通知书应该要到了，考生每天都在等送信的邮递员，很多同学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只有报考武汉医学院的考生没有人接到通知，大家心里都毛毛的。一天中午，邮递员送来一纸简单的通知给我，通知由武汉医学院发出，说新生校舍尚未完工，报到日期顺延一周。我马上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这一通知无疑证实我已被武汉医学院录取了，只是正式的录取通知单和贺信还要等。这里有个时间差，但这个时间差却让报考武汉医学院的考生先乐了几天，谁也不在乎录取通知单什么时候寄来了，谁也不去关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时间差。
收到延期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我就兴冲冲的由武昌赶到汉口，迫不及待想看看将来要就读的大学。航空路学院的大门不让进，说破嘴也不行，“要你推迟报到，到了报到那天你再来”，门卫坚持地说。没法从学校大门进，我只好绕到解放大道的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现在的同济医院，下文统称武医二院）大门，与探视病人的家属一道混进去。1958年的解放大道还十分清静，武医二院是一栋飞机式外观的，能容纳近千张床位的五层灰色医疗大楼，在当时可算时髦漂亮，透着现代化，在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都算得上是先进的。她面朝解放大道背靠武汉医学院，街对面是著名的武汉体育馆。医院四周用铁丝网围起来，与街面的人行道隔离开，而与医学院之间是相邻相连的，所以我轻易地就进入了医学院的校区。宽大的操场、整齐的教学大楼、漂亮的阶梯教室和活动黑板我都是第一次见到，当然我更想去看看学生宿舍。找到学生区，当时叫5区，已有6栋学生楼，501、502是两层的学生楼，503、504、505、506是三层的学生宿舍，其中505、506是刚建好的新楼。从外表到内里，新楼的质量、品味都不及老楼。一年级新生都住在505、506，新生的名单和分配宿舍的清单贴在一楼的进口处。很快我就找到了我的栖身之处——505号楼3楼17号房间。更加意外的是宿舍里已住了人，都是新生，分别是来自广东汕头的翁坤荣、来自梅县老隆的巫志民、来自湖南新化的谢本台。原来是外地考生的录取通知书按时发了，湖北考生的录取通知书压下了，而先发了延期报到的通知。
武汉医学院1958年有1000多名新生入学，在校史上真可谓是空前绝后。全部新生分在甲、乙、丙、丁4个大班里。甲班是卫生系，乙、丙班是医疗系，丁班是儿科系和医疗系的混班。我被分在乙大班七小班，大班的党支部书记是黄稼祥（调干学生，1938年前的老干部），班主席是李长运（也是老干部调干学生），小班的首任班主席是赫乐义。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有像我这样十几岁单纯的青年，也有阅历丰富的过来人；有受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革命、老卫生，也有现实工作中的英模、骨干；有海外归来的莘莘学子，也有来自穷乡僻壤的秀才；更多的则是像我一样从一个校门进入另一个校门的幸运学生。虽然年龄不同，阅历不同，但大家都相处的十分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