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第一年
入校后我们并没有马上进入专业课学习，而主要是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1958年秋后，一场超英赶美大办钢铁的运动震撼着中国大地，校园里反右之后拔白旗的运动也方兴未艾，但我们在思想上、体力上的学习从未间断。
从学生宿舍到教学区的道路两旁都是大字报栏，上面贴满了批判教授们的大字报。从中我们学到了拔白旗、不学无术、买空卖空、挂羊头卖狗肉、误人子弟、只专不红、白专道路……这些新词或老词新用，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在的这所大学有7位全国知名的一级教授，他们是生化的梁之彦教授、病理解剖的杨述祖教授、病理生理的李赋京教授、寄生虫的姚永政教授、妇产科的金问淇教授、内科的陶桓乐教授、皮肤科的于光元教授。我们学校是武汉地区各大学中一级教授最集中的学府，我也有感不枉就读于此校。记得批判姚永政教授时，“批斗卫士们”将他历年工资的总和与他给学生授课的小时相比较，算下来每节课要4两黄金，这样姚教授在课堂上咳嗽一声，国家要付给他10元钱，这在当时那还了得。与此同时我也了解到当时全世界发现的11种白蛉子中，姚教授发现了7种。后来我们上寄生虫课时，看到姚教授收藏的一个珍贵标本中，一只蚊虫的长喙里有一条微丝蚴（血丝虫的幼虫），这有力地证实了蚊虫是传播血丝虫病的中介，这要在多少蚊虫中才能逮住这个凶手啊！这要付出多少心血与劳力！我由衷敬佩他的敬业精神和朴实的科学态度。一次在我们批判药理界很有影响的吕富华教授时，曾传出唐哲院长讲过“说吕富华不学无术我不信”。但基础部还是组织了批判会，会上有人提出要吕教授做我们高考时的数学题，吕教授看了看，为难的摇了摇头，做不了。教室里一阵哄笑，“大教授连大学一年级入学考试题都做不了”，有人在台下说。接着有同学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甾体分子结构图，正待发言提问，吕教授开口了，说，“这个结构图画错了，少了一个碳基”，他走近黑板拿起粉笔在正确的位置上加了一个碳基。算是一比一打了平手。今天回想起来，如果现在要我做我当年考过的高考数学题，我也定然做不了，年轻的我们也真会恶作剧。
当时我们除了政治学习就是劳动锻炼。1958年秋天，学院大操场上建了一排排的炼焦炉，我们新生的任务是运观音土，从汉阳运到学院里。没有任何的运输工具，有的是热情，用不完的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超英赶美的热情。挖土的同学赤膊上阵，用简单的十字镐拼命挖掘硬硬的山土，搬运的同学就用自制的扁担挑起简易的撮箕，往学院运土。无奈工具严重缺乏，挖土的同学就用镐把山墙挖个裂痕，再用木棍撬裂口，以提高效率；运土的工具不够，有些同学抱着大块的粘土往回搬，有些同学干脆脱了衣服用衣服包观音土往回运，有聪明的同学把长裤脱了，将两支裤腿口扎紧装上土，再把裤腰一紧就是一个口袋，运送时把两个裤腿骑在肩上，重力分散不压人，又好走路，不失为一创举。从学院走到汉阳，搬上土再走回来，半天就过去了。有的同学荷包比较充实，累得不行了，干脆从汉阳钟家村连人带土一起搭公共汽车到航空路下，少走好大一段路，省力气又省时间。大办钢铁那段时间农村来的同学大显身手，事事干在前头，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以他们为榜样。大家累得筋疲力尽，虽然苦不堪言，但都当做磨练来激励自己，仍然是苦中有乐，唯有那些海外归来的同学，和那些从未经历艰苦辛劳的同学，他们怎么想，我不知道。劳动过后就是政治学习，又有表扬又有批评。农村来的同学得到的表扬比较多，那些搭了公共汽车的同学则有得有失，我们则好不受表扬，坏不受批评。
这年国庆节前，我们新同学分到保卫值勤的工作，我被分在解剖教室、尸体房、病理解剖房那一带值勤。刚进医学院就被分在这阴森森的地方值班，心里特别忐忑不安，莫名其妙地紧张。9月30日下午，本来行人很少的地方，突然有很多青年学生往病理解剖房走去。我诧异地问他们去那里干什么，他们告诉我下午有尸体解剖马上开始。我也跟着他们往病理解剖房走,走到侧门通道口我停住了，强烈的福尔马林气味扑面而来，泡着人体组织的标本罐摆在走道上，刺激着眼睛十分难受，泪水直往外涌。加上从未看过解剖，也不愿看死人，心情一紧张就止住了脚，往回走。此时又一群学生拥进了病理解剖房，我犹豫了，这时又有一位女同学夹着书，单个地往解剖房走去，我心里想女同学都不害怕，我怎么能畏惧呢，于是也跟着进去了。解剖房里面光线充足，大门上面挂着一幅外国人的头像，我不认识，大概是一位外国解剖名家。房间中央是解剖台，由水磨石砌成，台子周边有水潺潺流出，房间的三边都有阶梯式看台，解剖台上躺着一具女尸，年龄20岁左右，着工作装。同学们进了解剖房后各自找个好地方，静静等待解剖开始。屋内鸦雀无声，老师们来了，先察看尸体着衣的状况，拍照，还做了笔录。之后三下五除二把尸体上的衣物全部剪开并留存，接着检查裸尸的表面，然后解剖开始。第一刀是从左耳上部的头皮到右耳上做了一道切口，两支戴手套的手伸进切口，分别向上和向下一使劲，颅骨就完整地出现了，这时老师们发现颅骨枕部有一块瘀血块，于是拍了照、做了笔录。而后开颅、开胸、剖腹，对血液、体液及子宫阴道分泌物都取了标本，把身体的主要脏器都取了出来，进一步检查和保存，整个过程历时大约3个小时，这是无意中给我上的第一堂专业课。
进大学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们青年学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新的光荣任务：去农村宣传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支援人民公社搞巡回医疗，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梅毒等疑难杂症。可是进校后我们一天医学课都没有上，于是学校采取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大约在10天左右的时间里让我们突击学习，并请来皮肤科章燕怡医师给我们讲梅毒等性病的诊断与治疗，请寄生虫的老师讲血吸虫、血丝虫、钩虫、蛔虫病，请内科老师讲询问病史、接待病人的技巧，请中医科的老师讲针灸……当然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学习政治，如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以及如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概在10月底，医学院组成了许多医疗队奔赴湖北农村除害灭病，还兼宣传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我们这支医疗队主要由我们小班和1956级的同学组成，章燕怡医师也参加我们队。队长沈继澄是我们班的调干生，比我们年龄要大15岁以上，据说30年代后期就参加革命，是红小鬼卫生员，那时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我们都亲昵地称她沈大姐。我们去的目的地是京山县，也是沈大姐以前干革命的老根据地。
1958年的秋天是金色的秋天。中秋过后不久，我们就以湖北省医疗队的名义向京山县出发了。同学们都兴奋非常，互相帮助挑行李、背背包。农村来的同学帮城里同学，男同学帮女同学，身强力壮的帮身体单薄的。我们从五马路汉口长途汽车站搭车，早上6点离开汉口，经过汤池，下午4点左右到达京山县城。稍事安顿后，就去参加县长举行的欢迎会，会场就在县政府前面的一块平地上。县长据说仅28岁，穿着和当地老乡一样的衣服，讲一口朴实的当地话。简短的欢迎会后是会餐，50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得那是四菜一汤，一个土碗装的粉蒸肉，小脸盆盛的冬瓜汤，一碗萝卜烧鱼，一碗青菜，一碗豆腐，份量都是足足的，还有不知名的瓶装白酒。8人一桌，开了10余桌。除了我们医疗队外，还有不少来迎接医疗队的农村公社干部。席终，我们这一桌酒未动，因为大家是学生，每样菜都未吃完，因为份量特别实在，但同学们都说吃好了，吃得过瘾。次日，各队出发到不同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我们队被分配在惠亭公社下面的管理区进行蛔虫、钩虫、血吸虫的粪检和血丝虫的晚间耳血的检查。我们的具体工作是向公社社员们宣传卫生常识，要他们配合我们进行粪便收集和晚上的采血。早上我们走村串户收集粪便标本，晚上9点以后，我们在当地卫生员或干部的带领下挨家挨户去采血做抹片。之后把标本交给高年级同学在显微镜下检查虫卵和微丝蚴，同时我们也跟着学习。一段时间后我们也学会了，算是一点进步。感染虫卵的社员我们都发药治疗。蛔虫药较易被接受；治疗钩虫病的四氯乙烯则有较大副作用，病人吃了后头昏；治疗血丝虫病的海群生就更难被病人接受了,因为该药副作用多且重，影响出工。从给病人的治疗中，我们多少有了点临床体验。血吸虫病的治疗集中在一个治疗点，由学院附属医院跟队下来的老师(医师)用锑剂治疗，20日疗法，偶有阿氏综合征出现，我们只是耳闻，没有见过。没过多久药品就供应不上了，检查出来的病人如何治疗，这是个问题，上面发话土法上马，就地取材，用中草药给病人治疗。下来前我们都没学过中医，针灸也仅学了几个穴位和几句口诀：“肚腹三里留，腰背尾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因此只好就地拜师，就地求学，拜当地中医、草医为师，到处扒楝树皮煎水驱蛔逐钩。就地取材中出了一段事故，学院不得不出面干预。1956级的杨队长听说曼陀罗果煮鸡蛋可治血丝虫，早上他把这个秘方兴冲冲的告诉我们，让大家用此办法治疗病人，下午杨队长队里又来电话说停用该方法，后来大队部也来通知，说没有大队部批准不得滥用中草药秘方治疗病人。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杨队长得到秘方后兴高采烈的把此秘方告诉别的队，马上就采集了好多新鲜曼陀罗果煮了一锅鸡蛋，他自己趁热吃了两个，没过一会就要上茅房解大便，从茅房出来就跌跌撞撞站不稳，裤子也没拉起来，嘴里已经语无伦次，一会儿就倒地人事不醒了，瞳孔也散大了。周围的同学吓坏了，急忙告诉老师杨队长中毒了，并马上抬着他往医院送，经过通力抢救，救回了他的性命，听说附院的医师带着急救药品也赶到了京山参与抢救。此事惊动了医学院，也惊动了省里，好在发现早及时通知了别的队，没有给任何病人用，未造成太坏的影响。医疗队的同学以前对杨队长的印象都比较好，这次他又勇敢以身试药，这种大无畏精神让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十分钦佩。可惜的是，这次中毒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很重的损害，给医疗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学院因此给了他处分。我和许多同学心中是为他感到不平和惋惜的。
和我们一道下乡巡回医疗的章燕怡老师也给我和同学们留下很深的印象。章老师不修边幅，穿着简单，看上去与别的老师不同。他讲话带有北方调的上海口音，讲到梅毒就会重复地讲，“不痛不痒的、边缘整齐的软性下疳就是梅毒”。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很有特点。课后很多同学也模仿他的腔调在宿舍里重复“不痛不痒的……”，引起一片笑声。据传章老师是只专不红的典范，在皮肤科方面很有成就，是个白旗老师。下乡离校那天行李要集中托运，我去帮章老师拿行李，他说我没什么行李，就一个小被卷,而且没有外包装的。我问他脸盆呢？他指着一个铝制的汤碗说这就是我的脸盆、脚盆、饭盆，我自带。我不好再问了。下乡后他有时在我们小队，有时去别的小队，有时去县医院、卫生院指导医疗工作，评价都不错。一次我们走在一个集市上，他突然发现有个农村妇女颈部有一块疤痕，于是二话没说，走上去一把抓住那人的颈部疤痕要我看，说：“这就是不痛不痒的边缘整齐的软性下疳。”今天想起来真是匪夷所思，那妇女没有反抗，也没跑掉，可能知道他是医生，幸好章老师没有讲这就是梅毒。当时周围一下围了很多人，我连忙解释章老师是省医疗队的，下乡来给大家治病，并告诉那位妇女，你有皮肤病去县医院找省医疗队的章医生治疗，围观的人群和这位女病人都说着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医疗队的话散开了，我心里想我们老区的人民多么纯朴和善良啊！我们的老师多么执着可爱啊！很多年以后我又回到母校工作，在附二医院(同济医院)见到章老师，他已经是教授和皮肤科主任了，神情依旧，衣着却有了明显的改变，在烫得笔挺的白大褂内是合身的衬衣，皮鞋亮堂堂的，我由衷地祝福章老师过得惬意。
1958年我们下乡进行巡回医疗时，正遇到农村大搞人民公社化和虚报粮食产量的时候，很多人头脑发热，报上天天放“卫星”，哪里亩产水稻几千斤，甚至有的地方亩产几万斤，还有政府官员验收。但大学生中很多人说：“把一亩地里全堆上稻穗也不会有几万斤，何况还有稻梗呢。”那年头农村十分热闹，隔三差五就敲锣打鼓报喜，报粮食丰收、报实现公社化，甚至报生产大队完成了医疗队要求送大便检验的指标任务。但我们在收到的大便标本中，不时发现有猪屎、狗粪，除了提出重送大便外，也都一笑了之。晚上我们去采血检验微丝蚴，每过一个村庄，公社食堂里总是热气腾腾，听说省医疗队来人查血，总要我们去宵夜。有一次带路的会计还半夜里去捞鱼给我们做饭。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老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对医疗队的爱戴和支持。人民公社办食堂普及到村湾，社员们一起敞开肚皮吃，一起出工很有气势，但同时也陷入一种无计划的混乱中，粮食很快吃完了，食堂也下马了。接踵而来的是灾难。
1958年除夕和1959年元旦，我们从农村回到了学院。学生食堂聚餐迎新年，我们吃的是“卫星”圆子、“火箭”肉，晚上舞会一直跳到新年来临，食堂又准备了红枣糯米粥、白面馒头、油饼、油条、油炸花生来宵夜，一片祥和欢乐的景象。我是舞盲，当时舞盲是不行的，就像体育劳卫制一样要每人达标，所以大家都要去跳舞扫舞盲，我只好先去大操场看露天电影，然后在宿舍和舞场之间来回晃荡，等候除夕夜宵，期待新一年到来。
回到学院后，我们期待着早点上课，但不断的政治学习、讨论、总结占去了大多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被派到附二医院内科参加高血压病的科研，总负责人大概是陶桓乐教授，具体领导我们的是王兆椿医师(当时是讲师)。我们的实际工作就是给病人送药、看着病人服药、测量血压、搜集数据、整理数据、制作表格，有时做得很晚。王医师对我吃苦、认真、细致的工作还算可以接受，有时我和他一起工作到很晚，他带来的夜宵也会给我一些，他烤的面包、冲的牛奶对我来讲都很新鲜。他对我的工作也提出更高要求，要我对所有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我那时只是个刚进大学，还未在教室里上过一堂课的一年级学生，过去也没有学过统计学，更不懂得医学统计学的意义与价值，只会做简单的算法求均值。他看了我的算法后大发脾气，说：“你做的什么，我要你算出标准差、标准误来，再在各组间找差异！”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标准差、标准误和差异测定。我还理直气壮地对他讲：“我没错，每个数据我都仔细查对过，每组数据我都反复测算过，没错，运算的稿纸都在，你可以查。”他恶狠狠地说，“你狗屁都不懂还自以为是”。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挑战，恶狠狠地回了他一句，“墨守陈规”。他瞪着眼看着我好一会，心里可能在想好厉害的学生，敢和老师顶嘴，是不是又要拔我的白旗了。他缓和了一下气氛，在抽屉里拿出来几张油印的纸递给我，要我看看，按上面的方式算。那是几张手抄的油印件，说如何求均值、如何算标准差、标准误和做显著性差异测定的方法，印的质量差极了，字也不敢恭维。横竖我认真地读了，并按上面的公式一一算了，算出的结果和稿纸都交给了王医师，他没有骂我也没称赞我。当时我并没有弄清为什么要这样算，只是按公式一步一步做了，但我认识了一点，简单的均值在医学报告中是没有价值的。是我不懂，我心里认错了，虽然没有向王老师当面赔不是，但我按他的指示重新做了，并在心里更尊重他了。
那年头大学生的生活还是蛮好的。每层楼有近20间宿舍，每间宿舍住7到8个人，每一层的中间有盥洗室，面积相当于3间宿舍大。伙食费7元5角（以后是8元1角），甲等助学金的水平。吃饭在学生食堂，每日3餐，中餐晚餐的菜都荤素搭配，3组式样供学生选择，主食米饭、馒头、稀饭都有，我们大家吃得蛮高兴。集体开会，学习文件，讨论问题都在宿舍里。个人学习我总是去大教室、图书馆、阅览室。宿舍里4组高低床，4张两面用的双人小方桌，加上7、8个大活人，心很难安下来，在宿舍里我是有名的早出晚归者。
1959年我们大学的第二个学期开始了。大家在教改中开始上课，先学政治课、时事课，3月的西藏暴动、中苏不和都是政治学习的内容，基础课物理、化学课课时甚少，也无教科书，全靠课堂笔记和偶而发下来的油印讲义。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校对油印讲义上的错别字、符号和模糊不清的地方。找来的老教材和参考书基本上无法参考，可能这些课对医学生“不太重要吧”。中医课开了，用的是《中医学概论》这本书，由附一（协和医院）夏老师主讲，他语言生动风趣，肢体语言尤为丰富，很得学生欢迎。在讲望诊中的舌诊时，他讲到，“舌为心之苗，舌尖颜色变化常反映人体的心理活动，就如同我们买西瓜一样，看苗窍就知道西瓜甜不甜。人身上有很多苗窍，为医者要认真发现”。得益的学生很多，我就是其中一个。西医学生并不重视中医科，然我所知我们全班同学中医得5分（即满分）者在半数以上，我也是其中之一。外语课也开了，大部分同学学的都是俄语，按程度差异，又分快班、慢班，我幸运地进入快班学习。我们要在两年内完成医学基础课的学习，在教改的旗号下每门课都缩减了课时，而授课的时间又受到政治活动的冲击，有些只能走走过场。
大学一年级，我分别去校附属医院和校医务室看过一次病，其中还有点小故事。大一下学期，我因为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住进附二院（同济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中午1点多进院，住在普通的8人间，整洁明亮的病房，护士热情周到的服务，让我印象深刻。当她们知道我还未进午餐，马上与营养室联系给我送来了一碗热烫烫香喷喷的鸡蛋面，接着实习医师邵曦曦来询问病史和做体检，化验室来采血，麻醉科也来做皮肤准备和对药物的敏感试验，主管医师王果也来询问检查。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晚上9点以后，病房大灯熄了，只有地灯微弱的光线，我已经入睡了，似乎有人在问我什么，睁眼望去是一位和蔼的中年男性医师，他问我：“明天做手术紧张吗？今天的晚餐什么时间吃的？大小便都和往常一样吗？阑尾的地方痛吗？”接着他又轻轻揭开被子搓搓手检查了我阑尾处的压痛及反跳痛，然后告诉我一切都正常，明天的手术也会很顺利，让我好好睡一觉。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童尔昌老师，在我以后的临床生涯中，我一直学着童尔昌老师的做法，每次值班，都会在熄灯前后再一次看看我的病人，宽慰一下他们的担忧情绪。无论我是住院医师，还是主治医师，甚至是主任医师，我都会像童老师那样去关心病人，这可能就是榜样的力量。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有这么多医师护士关心，这是在1959年春天的事，真希望今天的医生还和以前的医生那样关心患者。
大学一年级时我还常常为风湿性关节疼痛去学院医务室看病，当时我们大学生就有公费医疗。我求诊于刘老中医，刘老当时最少有70岁，他看病很简单，就是摸摸脉、看看舌头，讲你这是痹证，要吃中药、打针灸，然后二话不讲，拿起一根长针就往腿上扎，连裤腿都没卷起来针已进去了，只感到了麻与胀。我心存怀疑，心想怎么可以这样干。他看出了我的担忧，说没事，我隔着棉裤都可扎针，我说总要消毒一下皮肤吧，他说没事没事。他还给我开了人参败毒丸口服。先后扎了几次针，吃了一个多月的人参败毒丸，我的关节居然不痛了，在刘老的针灸治疗中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感染和不适。但在我从医的50多年里，我绝对不敢不消毒就扎针，即使是已经灭菌了的针灸毫针，要知道，不消毒就扎针这是犯法的。也不知道大医学院的医务室为什么不管不问。对我来讲某些事要铭记终生，某些事却要远离，即使我有很多经验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