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奋图强：1961—1962年
1961年的春天，我们进入这所大学已经两年半，名义上是3年级的医学生了。余下的两年半，有1年要去医院实习，仅剩下1年半的课堂学习时间。回首过去的两年半，在党的召唤下、在国家的需要与安排下，虽然过的踏踏实实，也轰轰烈烈，未敢虚度年华。但作为医学生，接受医学知识的时间还不到1年，真正算起来不过是刚入医学大门的新生，将来凭什么去悬壶济世、用什么去救死扶伤。我有此感，许多同学也有同感，时间宝贵，需加倍努力。入学以来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印边界的战争、年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期待，使我们这些医学生不能不奋起。我暗下决心，终止了自己的两个爱好：下棋与集邮。拼了也要把基础打好。我在我的课本扉页上写下了“发奋图强”4个字以作鞭策。
每天早晨我坚持6点起床，用半小时学习俄语单词，而后早餐，8点前进入课堂。由于课时每天都不一样，每节课的教室也不一样。我天天都在教学区，第七大教室、第八大教室是我最常待的地方。上午的课程在中午12点前基本结束，同学们都赶往食堂排队进餐，而我却独自留在教窒里，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日语课程，自学日语。30分钟后我才去食堂，已无须排队等候就餐。中午稍事休息后，又赶往上课的教室。下午通常只有两节课，下课后我就去图书馆阅览室复习当天的课程。5点以后才返回宿舍，如果下午无课，我会一下午都呆在图书馆，5点后有时也去操场活动活动。晚餐后6点半离开宿舍，我经常去寄生虫、微生物学馆或生物化学馆的大教室，整理当天的笔记、预习明天要上的课程。晚上10点广播里也常有日语、法浯自学课程，有时我也会再学一会。每个周六的晚上会放松一点，搬上板凳去大操场看露天电影，5分钱一张票，买月票会更便宜点。星期天早上晨读依旧，而后处理本周未了之事和安排下周学习计划。每两周我回去看看老爸和老哥，和同学朋友上街。所有时间安排，我都会用笔写下来，再逐天检查自己做的怎样。
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我是一个十分勤奋且有毅力的人。学振兄与我完全不一样，他看书一遍就够了，马上可以重述其详。他学什么像什么，一口上海闲话、一口广东口音、更莫说京腔川调了，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天生的本事。他学口琴，就能吹歌；他学京胡，就拉得出西皮流水；他学魔术，今天还能哄得儿子、女儿、侄子、外甥、舅侄、孙子几代人团团转。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过去的口吃明显好了，敢于在课堂上主动回答教授们的提问。过晋源教授在大课上提问胆红质的代谢过程，我能流利地讲完由血胆红质变肝胆红质（葡萄糖醛酸胆红质），最终生成胆汁的全过程，并回答范登白试验的临床意义，受到过教授当场表扬。王兆椿副教授要求学生回答心脏杂音的原因，我也能准确无误地陈述造成心脏杂音的6大原因。每次测验与考试我都能迅速完成，大多数考试我都交了头卷，但不是每次都是满分。4年级期末，学院对全年级4个大班进行了俄语考试，6张考卷近百道题，考试成绩未公布，全年级九百余人参加考试，仅11人考分在60分以上，其中有两人在我们小班（乙大班五小班），即向志奎同学和我。成绩最好的80分，是丙大班的一位同学，我考了79分，名列第二。此前1年来我的内科、外科课堂笔记都是用俄语记录的。对于俄语考试的结果我不感觉惊讶，反暗下决心还需努力。
大学4年级有很多的临床见习，一次裘法祖教授示范阑尾手术，我们早早就趴在附二院手术室上面的玻璃罩上，渴望一睹当代外科巨匠的风采。2个小时的见习结束了，手术还在进行。带见习的老师讲这位病人是阑尾后位，按常规很难找到阑尾，所以手术还未结束，这是老师的解释。有的同学讲裘教授走了一趟麦城，各种想法，不同说法均都有之。过晋源教授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又一位医学巨匠，在查房时常语出惊人，他带着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实习医生、见习医生等一大帮人走进病房，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汇报后，他常会提出一些问题来要求回答，如果答案不满意，他会让你站在另一边，继续要求回答，不一会很多人站到了另一边，直到较为满意的答法出现，他才诙谐地做着手势说这才是东风压倒西风，弄得大家啼笑皆非。脑外科蒋先惠教授上课不拘小节，常常下课钟尚未敲，他会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马蹄钟看看，而后说肚子提抗议了，提前5分钟下课。同学们也无不同意，收拾课本奔向食堂，因为早餐都是半饥半饱，清荡荡的“洪湖水”。
岁月虽然艰苦，但同学们勤奋学习的劲头很足，每天我早上6点许去晨读，在小树下、在溪水旁、在教学区的每栋教学楼里，都有很多莘莘学子在学习，有高年级的，也有刚入校的小弟弟、小妹妹，朗朗的读书声，一片追求知识的氛围，时时也激励我努力、努力、再努力。这一年半的时间转眼过去，我时刻准备着去医院实习。
这段时间里，我还被学院派到武汉总工会下属的工人夜校去做兼职的数学老师。夜校在汉口江汉区舞台巷中学，每周有两个晚上去授课，每次授课两三个小时。舞台巷中学距医学院不远，搭5分钱的公共汽车就到了。夜校的工人学生并不多，开学时班上有20来个学生，到期末时，能坚持下来的不到10名。可能是我教学无方，对他们帮助不大，也可能工人们程度各异，要求不一样，加之工作太累，就没坚持下来。但工会派来办学的负责人（校长），还是很认真的。上课前，他会在校门口接任课老师；上课时，他会在不同教室里陪听；上完课，他会逐个教室关灯，送老师走。作为老师的我，丝毫不敢怠慢，每次上课前都准备讲稿，好在我数学底子还可以。工会付给老师的讲酬还是蛮丰厚的，每堂课45分钟，8角钱。一周有三四元钱的收入，对我来说十分可观，兼职老师做了两个学期，这样也算在大学里“勤工俭学”了一把。
武汉医学院1958级号称“大肚子班”，进校时分3个系，1000余新生。在武汉医学院的校史上是空前的。实习分配时，我们小班大部分学生被分配到孝感专署医院实习，小部分到黄石实习。我们班的每个同学都希望能留在附属一院或附属二院实习，最差的也留在武汉市的医院。谁也没有料到会把我们分到孝感，心中虽有想法，但只能服从，好在舒家伦同学出面安抚大家，他告诉大家他带队，任实习队队长，王文绣同学任副队长，霍碧巾和我各任一个实习组组长。为了保证实习质量，学院从附院抽派两位医师跟随实习队去孝感，一位李老师（女，内科）、一位赵老师（男，外科）。舒家伦还告诉大家，我们班的老同学沈继澄（我们昵称沈大姐）现任孝感专署医院副院长，心中虽无奈，但多少有了些许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