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出校门：1963年
1963年10月，我第一次去孝感。 孝感位于武汉北面60公里，紧靠京汉铁路，是孝感行政专员公署所在地。其管辖武汉南北16县——孝感、云梦、黄陂、安陆、汉川、应城、应山、大悟、咸宁、蒲圻、武昌、汉阳、嘉鱼、崇阳、通山、通城。
20世纪60年代从武汉乘火车去孝感，快车60分钟，慢车120分钟，无论大小车站都要停。孝感乃城关一小城也，在我眼里就两条可通汽车的小街，孝感地区医院在城里的东面、小教堂的旁边。解放前是教会医院，称仁济医院，这家医院仅有120张床位，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科、五官科、放射科、检验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第一次被武汉医学院选做了教学医院，这里也是第一次接受大学生来实习。当时派我们去这里实习，我想原因有三，一是1958级学生太多，超过1000名实习生要进入医院实习，原有的实习基地容量太小，必须扩大，寻找新的实习医院；二是沈继澄大姐在孝感地区医院当副院长。沈大姐是我们班的调干同学，比我们要年长15岁左右。据说1938年她就当了红小鬼参加革命，父母更是老革命，在北京中央部门工作，丈夫是现役高级军官，我们都喊他陈政委，有一层亲缘关系；再者孝感距离武汉近，医院虽小，但科室尚齐全，技术力量相对还可以，总之我们在这儿开始了临床实习。
在孝感临床实习，男同学住在院外的一个教室里，上下床，十几人住在一起，女同学住在院内的阁楼上，条件都不算好。早上打井水洗脸，去锅炉房打开水喝，晚上用开水瓶的余水洗脚，医院食堂供应一日三餐。基本生活条件都具备，但没有图书馆，宿舍也没有足够供每个人写字看书的桌椅，好在病房里有实习生写病历的地方，可当作看书的场所。
我实习的第一门是妇产科，我十分努力，也相当认真，但芦镜芬医师（负责人）只给了我60几分。芦老师是医专毕业，在临床上摸打了几十年，经验丰富、工作认真、口碑很好，我一直很敬重她。在妇产科的实习中，作为男生，在当时闭塞和封建尚存的时代，很难开展工作。虽然有女老师在侧，病人也会拒绝合作，特别是年岁大的和年龄与我们相当的。为了学到知识，在女老师陪同下，我一次次厚着脸皮要病人接受检查，常常被拒绝。在病房工作时，早上7点前我就进了病房，检查自己所管病人的血压、脉搏、体温，检查心肺、伤口，特别是要嗅病人恶露的气味，以判断是否会出现感染，询问病人的感觉和夜间的变化，以便早查房时向上级医生报告。查完房后，就忙着看化验单，写上级医生对病情的分析和自己的病程记录。而后就去产房守产程，或去手术室看手术或当助手。下午和晚上，再次巡视病房并做记录，有时间就看书或找资料。轮到值夜班，如果病人需要，经常通宵达旦守在病房、产房和手术室。如果平安无事，也可一觉睡到早上6点，有事护士（助产士）会叫醒你处理突发事件，称做第一值班。如果处理有困难，可叫第二值班即是当班医生。孝感地区医院当时太小，一有急事，负责医师（主任）、院长都来了。有几次产前、产后大出血的病人都抢救失败。农村送来的病人往往太迟，像前置胎盘、胎盘早期剥离都会要命。看着年轻美丽的生命就这样去了，病人家属的眼泪常和医务人员的泪水流在一起，我们都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也有高兴的时候，看到一个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又都与我们的努力相关，我们的喜悦，也都融化在产妇的笑脸里。同时也有悲喜交集的时候，有位栾女士生头胎，正好我值班。她个子不大，预产期已过，胎儿又是臀先露。她发作了一整天我守了24个小时，孩子依旧未下来，产妇已经精疲力竭。她丈夫刑先生是县农业局的干部，从农村赶回，在机关和医院间穿梭不止，老得不到妻子和孩子的确切消息，期盼的心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剖腹产被否定了，只靠助产。上级医生来了又走了，院长也来了，支持疗法和助产的手段都用了，孩子不出来，只有等。大约过了39个小时，产妇用了全身的劲，我也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还做了侧切，伴着一声惨叫，孩子才终于被拖出来了。遗憾的是孩子没有呼吸，没能让她看到新世界，庆幸地是栾女士很快恢复了健康。生与死的搏斗我一直未能忘怀。
结束了3个月的妇产科实习，带着60多分的成绩和对救死扶伤进一步的理解心态，我开始了内科实习。内科负责医师是王礼容大夫（当时无主任称谓），带我们实习查房的是周世钧医师，周医生年龄比我还要小1岁，他中专毕业，比我们早参加工作。周医生聪明好学、工作认真，是个很称职的医生。但毕竟年纪轻，学历浅，在我们这些大学生、调干生面前总觉得份量轻了。他十分努力想带好我们，常不得要领。查房时他经常提问，无论我们答的如何，他从不肯定谁，总是小结一番，给实习生的印象是他故作能力强。同学们合计着要给我们这位小老师一点难堪。每周有一次大查房，王礼容医师带着各病区的主管医师和我们这些实习医生，十几人浩浩荡荡进了病房，病房一片鸦雀无声。实习生汇报病人近期变化，主管医生陈述当前的诊断和治疗，王礼容医师会提出一些新的安排意见，而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当时农村医院贫血病人多且病情严重。有同学发问贫血的病因是什么？它的病理、病机有什么特点?生物化学有什么变化?如何选择洽当的治疗?预后又如何?同学们知道王礼容医师一定会让他的得意门生周世钧医生来回答。周医生自认为这些问题是小菜一碟，侃侃而论，讲完之后还添上一句，还有什么问题吗?早有准备的一位同学接过周医生的话题说，周老师讲了一些书本上的内容，据最新文献论述又有长足进展……这边讲完，那边又有同学发言说据国外文献记载如何如何……学生掌握的知识比老师的知识深广，搞得周世钧医生脸部表情骤变，难堪不已。周医生和我是同乡，关系不错，他问我为什么要出他的洋相，我告诉他你不摆老师架子，就不会有事。事后周老师对同学的态度大大好转，师生关系变得十分融洽。他以中专之身勤奋好学，早已成为孝感地区著名的内科医师，并且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专业论文，一直为我所敬佩。
在内科实习时和徐世钰同学的一段话让我明白了某些道理，徐同学长得虎头虎脑，性格大大咧咧，说话瓮声瓮气。他告诉我，现在他每天跟着老师看病人，一天集中解决课堂里学的一个问题，心脏杂音不好掌握，今天我就专心听每个病人的心脏，看了20几个病人我就听了20几个心脏的心音，不管病人是什么病，听多了就能把正常人的第一心音、第二心音听明白。就可分清什么时候是收缩期，什么时候是舒张期，也可分辨杂音，杂音出现的时候就决定了它是收缩期杂音还是舒张期杂音，一天时间不够就专注听一个礼拜，总有一天会搞懂的。听了这些话以后，我也会带着我不懂的问题和我想知道的问题去问老师或向病人求教。这所医院以前不是教学医院，老师们也没有缜密的教学计划，多是遇到什么就教什么，主要以服务为主。学生自己按计划从严要求自己，无疑十分重要。
当时地区医院配备有一台心电图机，是时髦的医疗器械，但没有心电图室，也没有人会使用心电图机，它就被闲放在内科。想着四年级学内科学时，王兆椿教授给我们上过心电图课，我就找到跟实习队下来的李老师，要她教我们做心电图。经过一番折腾后，终于成功做出了标准合格的EKG，并在临床上使用。
以80分的成绩结束了内科实习转入外科，外科黄之让医师是负责人，他说话很少，做事麻利，瘦弱高大的身材一点也不影响灵活的操作，他手上的功夫不错，同学们讲黄老师做的手术都是精品，看他的手术如同艺术欣赏，病人的口碑也极佳，但很少看到他笑，总像背着沉重的包袱。同学们对他是敬畏的，我也不例外，即使很多年之后，我们成了邻居，我都尊称他黄老师。外科实习强化了无菌消毒的运用，我学会了止血、结扎、切开缝合的基本操作，并在老师指导下给病人做阑尾切除手术。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不少病人因深部组织感染而手术，切开排脓是经常要干的事，而后就不断换药，特别是髂窝脓肿，农民称“牛团”，病人都是青壮年，来时高热不退，下肢行动受限，切开排脓、引流换药，再加抗菌素治疗，多数可以痊愈，也有病人就医太迟，已成脓毒血症，治疗无效而死亡，也有的形成残疾，丧失劳动力，常觉心痛。还有的病人伤口不能愈合，是因为手术形成（胃）瘘管，3个月的实习就换了3个月的药，直到把他送走。外科实习结束，我的评分大概是70多分。
1963年夏天我们结束了在孝感的临床实习，张日泉、周曾辉等10位男同学扮演十大姐的节目，是欢送告别晚会我未能忘却的唯一演出，是当年大学生热情、风趣、诙谐、多才多艺的突出表现。
结束了在孝感的临床实习，短暂休息后，我们返回校园进行补课。对教学大纲要求的科目填鸭式的走了过场，匆匆结束课堂教学，继而进行毕业教育和分配。所谓毕业教育，就是对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有的同学受表扬，有的同学受批评，有的同学受处分。接着是毕业分配，我们小班向志奎同学留在附二院、王启楣同学分往上海、王文绣同学去了北京、霍碧巾同学南下广州、我分到了孝感、舒家伦同学留校待分配。分配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操作我心里是不明白的，不是没有问号，只是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服从分配。
毕业典礼与会餐由副院长范乐成教授主持，会场在学生大食堂，包含着寄托、希望及热情的祝贺之词溢满了我们年轻的心，难得如此丰盛的大碗肉、四喜丸子……填满饥饿了几年的皮囊，总之，我们结束了大学的生涯，满怀激情走向了新生活。
12月10日，学校颁发了大学毕业证书，这是相守5年的同学走向工作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一大早我从武昌司门口坐电车去学校，那是雪后阴霾的天，虽然路很滑，但早上车辆少，我按时8点到了学校。但家在武昌的同学几乎都迟到了，原因是长江大桥上演绎了惊险的一幕，可能就是我后面的一辆电车，因路滑冲上了人行道，撞断了长江大桥桥面的护栏，前轮已出桥面，挂在大桥上惊险万分，所幸的是乘客与司机都沉着应对，未造成重大伤亡，车也没掉下滚滚东流的大江，也所幸我的起早习惯，让我避过了这一惊，为大学毕业画上了句号。
大学毕业分配时，同我一起分配在孝感地区的1958级同学还有王衍新、李淑梅、张日泉、史金腾、虎宝洁、刘运阳、王倩萍、曾昭义、徐世珏、李冰、阮光栋等20来位同学。王衍新同学（调干生、共产党员）任队长，李淑梅同学（共产党员）任副队长，带着我们离开母校，走向了社会新天地。
（柳重威，1963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