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1959-1961年
1959年我们开始了课堂学习的尝试，用的教材是教改中自编的，参加编写的人有老师，也有学生。教材印刷效果差，纸的质量更差。教材是在上课前单张、单张地发下来，上课首先要校对教材印刷上的错误，一门课上完了，再装订成册。有的同学上完了一门课，就“消化”了一门课，讲义早成碎纸了。如果现在还保存着这些讲义，无疑是宝贵的，至少也是忆苦思甜的好教材。上课的老师有高年级学生，也有老师，但多数是年轻老师。我们像干海棉一样吸收着知识营养，教生化课的孙家寿老师、教病理课的武忠弼老师、教药理课的钱家栋老师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之彦教授并不认识我，在学完生化课后很久，在图书馆外文资料室里，我看到一位大个子的老人也在那儿找资料，他时而大声地询问管理人员一些问题。事后我问管理员这个老人是谁，他告诉我，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梁之彦教授，说话就是大喉咙。我想起我们上生化课做实验时，这位老人就在实验室里洗试管、清理仪器，我们都以为是个勤杂工，想不到他就是那个先前全国生物化学教材的主编。
1959年前后，社会形势比较复杂，给学校也带来了影响。进校时已分好的班级被打乱，原先甲班是卫生系，乙、丙班是医疗系，丁班是儿科系。后来在各班中都要抽调一些学生去所谓的专业班学习，物理专业班、化学专业班、尖端医学专业班等等都要人，这些抽出来的学生还被送到武汉大学或相关大学去培养。调干的同学也从各班中抽调出去组成调干班。原来一个大班有八个小班，现在只剩下六个班了。我们原来是七小班，现在变成了五小班。大班党支部书记是刘树茂同学，大班班长是舒家伦同学，我也由团小组长改任五小班的班长，五小班的团支部书记是霍碧巾同学。分班没有多久专业班又下马了，专业班的同学回不了原班级，只好另组一个班。但是学生的思想工作一刻也没有放松，报纸要天天读，讲形势的大报告每周都有，政治学习讨论会经常开，防修、反修、狠抓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化了再强化。
1959年以来，大学生的生活大走下坡路。粮食定量了，主粮大米、面粉少了，高粱粉、大麦粉多了，伙食费涨到十元五角，可是肉食、油的供应都减少了。饭是用超声波双蒸法蒸的，看上去一大钵，吃进去不经饿。大麦粉做的馒头颜色发黑，红高粱、大麦粉做的糊也很稀，有的同学端着一碗稀薄的红高粱糊用筷子或调匙拨打着，还唱 “洪湖水，浪打浪”讥讽糊太稀，这就是当时学生食堂的一缕风景线。这样半饥饿的状况对女同学和饭量小的同学还勉强能过，但对大个子、好运动的同学就太艰难，副食也少得可怜，还要用粮票买。很多同学要靠同学之间和家里的支援。来自香港、国外的同学就让家里寄食品罐头、饼干、猪油。学校也想了很多办法，如养猪、办农场等。到了1959年年底，不少同学病了，肝脏肿大，肝功能异常，脚肿了，我就因为这些毛病第一批住进了设在雨操场的肝炎病房。
1960年不比1959年好过，肝脏肿大、肝功能异常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临时的肝炎病房早已爆满。著名的医学专家教授也无法诊断、治疗这种病，只是把它当传染性肝炎治疗，冠以无黄疸性传染性肝炎的名号（多年以后正名为营养不良性肝肿大），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没有，鸡骨草糖浆是最好的药物。患病的学生太多，学院决定停课休养生息，宿舍分成肝炎宿舍和无肝炎宿舍，厕所、水笼头也都分开。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同学们想了很多办法，共用的宿舍电灯开关，要用用过的牙膏盖去开关，盥洗间的水笼头，接一个木头长柄用肘开关笼头，厕所的冲水水箱拉柄牵一根绳到地上，再接一个踏扳用脚控制水箱放水，土法上马这是防的一面。卧床休息减少活动，人人练静气功，停止上课，休养生息算治的一面。办肝炎食堂，伙食比没有肝炎的同学要稍好一点，多点细粮，多点油水，这算养的一面。药物以中成药、草药为主，也是有什么吃什么，更谈不上治疗计划。在特殊时期，同学们也无怨言。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同学们的健康稍许有了好转，便恢复上课。不久，又因修建汉丹铁路，全院组织同学直奔国家建设的战场。同学们都热情报名，踊跃请战，在那阴雨连绵、泥深路滑的汉丹线上谱写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可惜我的申请未被批准，原因是肝肿大、肝功能异常，留在学院做些轻微劳动。如在宿舍区移种矮灌木，在动物房处理小动物，因病留守的同学还组织了一些文娱体育活动，比起上汉丹线的同学轻松很多。经过大约四周的体力锻炼，我们又继续读书，同学们都努力学习，但依旧是自编教材，比以前印刷得好一些，上课的老师资历老一点，偶而也有高年级同学代替老师讲一个专题。
这年暑假我去了沈阳碧云姐姐和洛阳学馨姐姐那里。七月初从汉口火车站出发，在火车上摇晃了近三十个小时才到北京永定门车站，到达北京时天还没亮，首班公共汽车还要等一个多小时才开。等车的队伍已排成长龙，好在年轻，心情又迫切，也不觉得怎么累。就同车上认识的朋友一道往天安门走去，大约十五里路，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从永定门到天安门的路上，我看到道路两边散落着一些店家，这些房子都是简陋陈归的灰墙平房，早晨路上的行人很少，早开的早点店才开始掏炉子，远不像我在书本上看到的北京，但却让人感到平静安全。快到前门时，街上才热闹起来，车也多了，人也多了。站在天安门广场呼吸着北京早晨清新的空气，心里想我终于来到了北京，看到了天安门，口里不自觉地喃喃自语：北京，早晨好！
我在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游逛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凑合吃了一点干粮面包，下午在文化宫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片名“赵一曼”，傍晚搭上北京去沈阳的火车。
第一次到沈阳，沈阳火车站的美丽雄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哥德式拱园形绿色屋顶的中央大厅，在宽阔的站前广场上耸立着苏军坦克的塑像，两侧北京天安门和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花木造形，六条笔直的马路 从车站通向远方。一座带有异国色彩的北方大城展现在我的眼前。
碧云姐姐的家在太原街六段军区后勤宿舍院里。姐姐、姐夫为我的身体担心，给我安排了一个单间，让我能安心休息，还为我买药治疗肝炎、改善伙食。姐夫把他在军官食堂的就餐证给我，让我到军区后勤军官食堂就餐。军官食堂吃的主食依归有杂粮，最好的荤菜是带鱼，偶而有一点猪肉，不过青菜里面可能油多一点，当时已经是高等待遇了。在沈阳生活了接近一个月，和姐夫、姐姐及外甥们享受了家庭的乐趣。离开沈阳的那天晚上，姐姐在车站依依不舍，流下了泪水，我是二十岁的男子汉，没哭，但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又转。自母亲走后姐姐们总是悉心帮助我和学振兄，真是长姐如母！
离开沈阳踏上回程的路，心里怀着留念。从沈阳返回武汉的火车票七天有效，沿途经过天津、北京、郑州等地，借此正好一游向往的城市。
在天津站下车后，我直奔市中心去劝业场，劝业场也和武汉的新市场（民众乐园）差不多，一幢陈旧的大楼，下面几层是商场，商品种类多过沈阳，也很热闹，上面几层是游戏场所，有评剧、京戏、电影之类的节目。之后我又去游览了海河边解放桥，品尝天津名吃狗不理汤包。我因在天津搭错了车，要去赶火车时间很紧，通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的候车队伍排了很长，我赶到最前的地方向候车乘客说明原委，并拿出火车票给大家看，想不到无人提出异议，并说你站在最前面第一个上车，时间会够的别着急，北方人的豪爽和助人为乐让我印象深刻。赶到火车站离列车开出的时间只有七分钟，第一次天津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天津到北京并不远，当时坐火车要走四个多小时，到了北京已是新一天的开始。
北京是首都，在这儿我有两个同学。一个是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胡佐正同学，一个是中国戏剧学校的陈宝珊同学。他们都是我在武汉市第一小学（黄鹤楼小学）和武昌实验中学的同学。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北京玉泉路一号，天亮之后，我很快找到了去中国科技大学的公共汽车。中国科技大学尽管只创办了两年多，但她有中国科学院做后盾，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是首任校长。中国科技大学集中了一批著名科学家，拥有国家最先进的实验室和非常优秀的青年学子。我到校后，找到了胡佐正。因他有事，虽然很累我还是独自一人上午去了颐和园，下午去了宽街的中国戏剧学校。颐和园人工景致虽美，但陈旧，只有她的文化与历史底韵让人流连忘返。晚上与胡佐正花了三元钱吃上了猪蹄膀，看来北京的物质供应比武汉、沈阳、天津好多了。第二天去了天安门、故宫博物院，并与胡佐正在天安门拍照留念。故宫的门票便宜，学生凭学生证仅需几分钱。生平第一次拜访了几大殿，目睹了皇宫的富丽堂皇，唯独珍宝馆未去，因故停止开放，只有惋惜一场。陈宝珊是我的邻居，住吉祥巷三号，也是实验中学同学，但她低我一届。她不仅学业成绩好，而且擅长表演，她演的小放牛、夫妻观灯等节目在武昌一带的学生会演中，总是艺压一方，她是1956年中国戏剧学校在武汉录取的唯一学生，可是在戏校扑了空，没有找到她。在北京停留了两天后，我乘火车前往洛阳。
洛阳火车站比较萧条，与古都之称不符，真有老树、枯藤、昏鸦之感，还偶见乞讨者。姐夫丹书和姐姐学馨都在车站接我，从洛阳火车站到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有相当一段路程，需乘公共汽车。车到涧西之后洛阳的景色变了，宽阔笔直的大道一直通往远方。大道的右边是整齐的工厂，姐姐告诉我苏联援建的滚珠轴承厂、矿山机械厂、拖拉机厂都在这一片。我知道这些工厂都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看上去就知道这些工厂是精心设计，全面规划的。工厂建在距大道五百米以外的大片区域里，车间一间连一间直到很远很远。两家工厂之间留着大片的空地以待进一步开发，大道的左边是一幢幢五层楼高的宿舍住房和生活区，规划得十分有序，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的磅礴气势已出现在眼前。姐姐的家就在拖拉机厂的生活区里，在五区十八幢四门二楼的一个单元内，一个单元有两套住房，住两家人，共厨房共厕所。姐姐与姐夫住的小套房仅八九个平方米，家里放了一张双人床、一个小写字台、一个床头柜就再没有什么空间了。按照他们的工龄和职务本来可分一间大点的房，但他们是共产党员，把大房子让给了别的同志，自己挑了间小的。姐姐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见荣誉就让，见艰苦就上，是那一代人的美德。
在洛阳停留了两天，我在姐姐的带领下参视了东方红拖拉机厂的总装车间，每七分钟一辆东方红拖拉机就诞生了，也参观了姐夫所在的煅造车间。在厂里食堂吃了午餐，工人餐不比军官餐差，有晕有素，粮食也定量，但份量足。第二天逢厂里休息，姐姐、姐夫带我去了广东市场和上海市场，这种市场模式不同于武汉、北京、沈阳的商店，倒有点像现在美国的SHOPPING CENTER（购物中心）。商品物质的供应不比武汉、沈阳差，品种也较多，只是高端、昂贵的品种少些。市场的边缘地区也有当地的农民躲躲闪闪在卖农产品，蔬菜十分新鲜，价格也便宜。姐姐姐夫带我去市场内的上海餐馆吃了一餐，餐馆要排队，只供应到下午两点。可以吃到甜发糕、白馒头、包子、馄饨、面条之类，荤菜极少，素青菜倒是炒得有滋味，比家里油水多一些。当时这也是不错的享受。两天后，我回到武汉。
新学期开始，我们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到校第一堂课就是座谈回家见闻，我如实讲了我在北京、沈阳、洛阳见到的一切，从农村回来的同学也讲了农村见闻，大张旗鼓的虚报产量没有了，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没有了。有些地方受旱情影响大，吃饭有困难，但用瓜菜代替还是能够过去，山区或自留地较多的地方生活容易一些，但比报纸、广播里报道的情况要差一点。可能回农村的同学，回到学校报喜不报忧，没饭吃饿死人的情况不敢讲，也可能大学生回到家里，父母尽其所有调理他们，农村也不例外。
进大学已经过去了两年，学子们希望能够多读点书，起码我是这样想的。课刚刚上了两个月，学院按上级的指示又要组织医疗队去农村巡回医疗，治疗干瘦、浮肿、月经不调、子宫脱垂等病（俗称“四病”）。党的一声召唤，革命激情燃烧的青年学生马上响应，纷纷表态要去艰苦的地方为民除病，磨练自己。请战的决心书、表态书纷纷送到学生党支部、学院党委，校园里沸腾起来了。虽然很多学生想上课，但面对国家的困难、人民的需要，党的呼唤总是第一位的。学院成立了很多医疗队，每个医疗队由不同的班级组成，有大队、中队、小队。我被任命为一个小队的队长，有十二名队员，由老师与学生组成，老师是教生物化学的王巽义副教授和附二院骨科徐新六讲师，学生有1957级医疗系的徐新华（女，副队长）、袁真善（女，港澳学生）及一位男同学，我们班由潘义渠、李述仙、巫志民和我四位男同学，及胡玉英、王秀芝、王启媚三位女同学组成。我们被分配去恩施地区的医疗大队里。
1960年秋末，我们医疗队乘船逆江而上，三天后到达巴东。登岸后住在旅店的统仓里，二十几个人一间房。由于没有足够的汽车把所有的医疗队员一次运到恩施，又由于路况不好，我们在巴东停留了几天。这是我相隔十二年后再次踏上巴东的高坡，想着父亲背我上坡的情景，心里更多一份思念。我去找过半山的老戏台，已是面目全非。解放已十多年了，六十年代初的巴东依旧老样，只是更衰老。但巴东的食品比武汉好，而且便宜。有的同学去餐馆换口味，我没去。更多的同学用三分钱买一个柚子，一角钱买一袋桔子，其中就有我。为此事，医疗队还开会强调要注意纪律，要注意医疗队的形象和对当地的影响，花不到一角钱买了三个柚子却受了一场批评。
从巴东乘车整整一天到了恩施，住的地区招待所比巴东强，大约在恩施停留了一天，同学们上街买东西看市场，我乐意去追寻过去，找以前的学校旧址，但扑空了。恩施的物质供应不比武汉差，更好过巴东。一天后，我们又乘车去宣恩县城，虽然不是很远，但山路险峻，因听说两天前就有车滚下山去，沿途我们无不提心吊胆，就在我们去宣恩的路上，因紧急状况停车了好几次。到了宣恩，我们才松口气。县城就零散的几栋旧房子，连街都没有形成，我们住在一家中医诊所旁边一栋旧房子里。第二天我们小队被分配到城关公社椒园管理区，管理区也来了一位姓夏的医生，接我们去椒园。以后相处的几个月里，我们都称他小夏医生。小夏医生是椒园管理区卫生所联系人，椒园卫生所总共三人，一位老中医，用中草药给病人治疗，在当地声誉不错。小夏医生是他的学徒，也是卫生所与外界的联系人。另一位青年人，也是老中医的徒弟，平日制作中草药，偶而给病人打退烧针。按照管理区的意见，小夏医生把我们医疗队十二人送到离椒园五里地的一处粮仓，粮仓在宣恩去恩施的公路一侧，孤零零的两栋木结构仓房，房龄不老，蛮结实。一栋用来储存粮食的，很牢固。另一栋是个两层结构的架子屋，楼下是敞开的，行人可以自由通过，也可堆一些柴草及农具。楼上一端有三间小房，用来做帐房、办公之用，余下是一个统仓，用稀疏的木板做墙，隔出一条小通道，把楼梯和一端的办公房连接起来。小夏医生告诉我，粮仓粮食已很少了，没有常住的工作人员，让我们住办公用屋中的两间，顶里间要放办公及重要的东西。给我们的两间房中，进门的一间顶多六个平方米，套在里面的一间顶多十二个平方米，我和余新华商量了一下，决定两位老师年岁大，住外间，想办法用土砖和木板搭个床，让两位老师睡，这是我们仅可做到的。我们十位同学五男五女都睡里间，木地板上铺上厚厚的干稻草，而后铺上我们自带的行李，五个男同学睡里面，五个女同学睡外边，脚对脚。老师和同学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包括从香港回国就学的袁真善同学。没有厕所，一支大粪桶每天晚上放在楼上走道上，早上撤下楼，由男同学负责。同时管理区也派工来挑水、做饭和带我们出诊巡回医疗。白天我们同学分组去不同大队送医送药上门，两位老师在家里候诊，治疗找上门来的病人和处理驻地事务。晚上也偶而出诊，多是发热的病人，全由男同学担当。女同学多在近一点地方巡回，回来后也帮助做饭、烧水，让男同学走远路回来能用热水洗脚。晚上出诊回来的男同学，也会有值班女同学做点汤、饭留着，温着。大家像一家人一样温馨。五十年过去了，这段奇特的相处，现在回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奇怪的是我们没有像现在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浪漫，也没有一对同学发展情感组成家庭，但大家都珍惜这段时光。白天忙完了工作，晚上天黑就睡觉，睡觉前各自偎在自己的被子里开始开“被窝会议”。大家七嘴八舌，各自讲一天的见闻，两位老师在隔壁房间也参加讨论，虽然是两间房有门框，却无门扇，是通着的。最后总是我布置一下第二天的工作，余新华副队长也嘱附一下大家要注意的事儿，就吹灯睡觉。有一天早上，天刚亮起床的时候，袁真善同学问大家为什么他的毛衣领口有好多白点点，大家都从被子里出来看自己的毛衣，也都发现有白点点，我告诉大家没什么奇怪，这叫“富贵虫”，在这里穷人、富人身上都会长，学名应该叫虱子。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在十二年前来过恩施一趟，知道人人身上都会有。
到了椒园之后，除巡回医疗之外我们开始设计建立病院，收治干瘦、浮肿、闭经、子宫脱垂的病人。首先把楼上的统仓隔成两间大房，就地取材把稀疏的外墙修补得不通风，可以让病人入住。第二就是在楼下的一角落搭一个很大的土灶，灶上架一口很大的锅可用来煮草药烧水。在锅灶的上面用木板围构成一个密闭的小房间，地板做得稀疏，但要结实可以站人，并要让下面锅里煮的蒸气能上来。人可从另一侧上几步楼梯进入小房间，感受到下面来的热药气蒸熏。一切妥当之后就开始收治病人，病人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管理区已经掌握的四病病人，二是我们走乡串户巡回医疗中发现的病人。病人自带行李、口粮，按照排期来病院治疗，每期两周，费用全免。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中草药，由当地名医理出治四病的方子煎成药水发给病人喝，我们也搜集一些土方用来蒸熏治疗，罕有的一点高渗葡萄糖注射液用来抢救低血糖病人。政府根据每期病人的花名册，每人每天补贴一斤主粮和少许食油给病院，病人的生活由管理区派人管理，我们医疗队负责治疗与监督。病院开始接诊，一切还算顺利，病人的病情都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我们尽心尽力给病人治疗，管理区派来管理生活的同志也想办法把生活弄的好一些，病人除配合治疗外也帮管理人员做些杂事，如摘菜、烧火、帮厨。当然政治学习也有安排，念念报纸，尽管是一周前的报纸，对我们来讲仍然新鲜，对病员来讲更是前所未有，更何况党与政府宣传的口径总是一致而稳定的，今天比过去好，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合力高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将来会更好。除了读报纸大家也谈谈村里的事，更多的是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医疗队。就在顺利治疗的同时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一天中午开饭时少了一钵饭，每次蒸饭都是按人头定量做的，少了一钵饭，管理人员特别紧张，一再解释是按人按量做的，少了一碗饭，交待不出来。在当时这有多吃多占、克扣救济粮的罪名。管理员不敢少做饭，倒是有可能病人多领了一碗饭。鉴于这样分析，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把病人集中起来，告诉大家今天少了一钵饭，可能有病人肚量大，吃一碗不够，就吃了两钵。现在告诉我们医生就算了，否则我们要处分管理人员，病人都说我只吃了一钵，尽管一钵饭还是吃不饱也不敢多拿。等了一会，仍无人承认。我们说只好检查一下每个人的胃了，看谁的肚子里装了两钵饭，我们拿出听诊器要开始检查了，有一个中年瘦高个的男子，从侧门出去了，找到我们医生，哽泣的说自己趁人没注意多拿了一钵饭吃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在捉弄病人，深觉愧疚，在此说对不起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那大山区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在那为吃饱肚子而操心的岁月里，有一次我同王巽义老师由椒园返回我们医疗点时，谈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苏联已经发射了人造卫星，还要把人送到太空，那航天员吃什么？王老师笑着说可以吃压缩食品，可以在飞行器里多带些高能量的东西，保证航天员的热能供应，像三磷酸腺苷（ATP）一类的东西。还可以利废为宝，例如航天员要大便，以大便为培养基，培养出蛆虫，这些蛆虫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可被人利用。这样飞行器上的废物减少了，可利用的东西变多了。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段趣谈，现在想来仍有余味。
椒园医疗点继续办着，我们这些省里派来的医生要分到下面大队去巡回医疗，椒园管理区就有水田大队，庆阳坝大队、桂花大队等大队需要派医生去。每个大队相距几十里，只好派同学去驻点。王秀芝同学被派往水田大队，潘义渠同学被派往庆阳坝大队，李述先同学被派往桂花大队。每个人一个大队，与当地卫生员配合工作。十天后，我受命去走访这三个点，除看望大家，了解工作情况外，还送去粮票、伙食钱、家书和大家渴望的消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离开椒园医疗点，经椒园镇，爬上对面的山峰，眼前是另一番景象，夹在两边的高山里却有一望十几里的平川水田，从山上慢慢下来，走过一大片水田，到了对面的山脚下，一道清澈透底的激流，带着吼声顺着山脚流向远方，走不多远又一条从山沟里唱着歌的溪水汇入了这条沿山而行的激流，别看她凶猛湍急，她却滋养、灌溉着这洼水田。我虽不是武陵人，也沿溪行忘路之远近了，大有桃花源记的感受。下午太阳偏西，才找到王秀芝同学的所在村庄。她告诉我白天同卫生员一起挨村挨户巡回，村民知道省里派医生来了，都很热情，生活居住都安排的好，水田比较富裕，新鲜蔬菜多，山上也有很多特产，我第一次在这里吃到了叫“厥粑”的食品。它类似我以前吃过的糍粑，但颜色不是白的，是深棕色，糯性也不及糍粑，口感不错。当晚我就住在水田寨子里一位老村长家中，晚饭后大家围着烤火，取暖闲聊家常。我们听老乡讲当地的故事、人情、风俗，老乡听我们讲外面的世界。老乡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轮船、火车、飞机，汽车还要翻过山，在山那边才能见到。当然我们也告诉他们一些卫生常识，老乡们也感到新鲜。老村长在我之先就睡了，之前告诉我就和他睡在一起，这是很高的礼遇了。
第二天，我去了庆阳坝。庆阳坝在这一片十余里长的水田尽头，走过丘陵进入山区的地方，是一个小集镇，潘义渠同学被分到这个点。镇上有家中医诊所，诊所的主人是位中年医生，在当地颇有名声，潘义渠同学就住在诊所旁边的耳房里，工作生活与诊所的医生一道，有时坐诊，有时出诊，有时下乡巡回。小镇生活也较方便，同学别后相聚又给带来了渴望的信息，一谈就半夜。第二天我又踏上了去桂花的山路。
经过崎岖山路，距庆阳坝二十余里的山沟小溪旁，找到了李述先同学的住处，这是大队给安排的医疗点及居住处，卫生员带他出诊或带病人来就诊，吃饭在就近的农民家。我在那儿住了一晚，谈到半夜，同学间总有说不完的话，夜里下雨了，雨也下了一夜，好在小房不漏雨，但飘雨还是打湿了屋内许多地方。山上的水往下淌，到了后半夜溪水湍急的吼着。清晨六点左右按习惯起床，雨也停了，我想到溪边取清水漱口洗脸，我一出门大吃一惊，昨天的小溪今天变成了大河，河水已漫到家门口，清澈透底的小溪水变成了混浊咆啸的激流。奇怪的是李述先同学不以为然，他说山区经常下雨，一下雨，水就涨上来了。有趣的是水涨上来了，到门口就止住了。第二天我和李述先一起去巡回医疗，去了一个村落和一个茶场，农民的生活不比城里差，粗茶淡饭有，以杂粮玉米、土豆为主，大米白面很少，买东西的钱更少。用一角五分钱就可在茶场买半斤茶叶。
走访了三个点，回到椒园医疗点，我们已下来一个多月了，超过了预期。传说可能要呆三个月才能回到学校，但期望回校的心情可能每个人都有。有时黄昏时，我呆呆望着远处高山公路上行驰的每一辆车，盼望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消息。想家了。
1961年元旦，我们在恩施山区度过，期望着春节到来。中国人对春节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元旦，特别是在农村。上面（县里，医疗队大队部）决定各医疗队回到县城过春节，宣恩县城关公社给每个医疗队员供应五斤马肉，椒园管理区给我们医疗队每人供应三斤牛肉、两斤面条，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吃肉最集中的一个春节。记得我们从椒园返回城关的前一晚，胡玉英同学给大家做了一餐牛肉面，大家吃着吃着嘴都被厚厚的牛油粘着了，桌面上到处都是牛油凝成的白色珠点，大家痛痛快快饱餐了一顿，保留了五十年的回忆。无数次的欢宴豪餐，都没能留下什么记忆，这困难年间简单的牛肉煮面却久久留着余香。
春节过后没多久，上面通知我们各队回宣恩县城集中，巡回医疗告一段落。大家高高兴兴交待了在下面的工作，又高高兴兴地集中到县城。椒园管理区的卫生人员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城关，又拍照，又聚餐，又互相赠送纪念品。我留下了小夏医生送给我的包头的白色帕子，宣恩当地的男子都习惯用一条长长的白土布围在头上，我们还在一起拍照留念。分别之后我与小夏医生写过几封信，他还给我寄过新茶，但他没来武汉，我也没再去恩施、宣恩。但宣恩的消息无论是报纸上的、广播里的、电视里放的、还是人口里谈的，我都会十分注意。五十年了，我从心里希望他们一天比一天好，再一次深深地祝福宣恩。
离开椒园，离开宣恩，经恩施到巴东。巴东隔三差五才有下行船靠岸，且每次只能有少数乘客上下，老师们人少，安排他们先走。像我们这么多医疗队员要搭船回武汉，只能乘小火轮从巴东到宜昌，再转大轮船去武汉。这样又给了我们一次欣赏长江峡口风景和感受劳动人民艰辛的机会，逆水向上的木船、帆船，乃至小火轮都需纤夫拉着长长的纤绳一步一步迈向前方，船才向上移动，真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前进的每一步无不付出艰辛与汗水。在宜昌等了两天才搭上去武汉的大轮船，在宜昌沿着江边，我想去找回十三年前的记忆，那座曾教我说耶苏救我命、我报耶苏恩的教堂。教堂似乎变成了电影院，是人民大众娱乐的场所。
船到武汉是傍晚时分，医学院派车把我们从码头连人带行李拖到学院解剖楼，说是要检疫，要求大家不要回宿舍，不要会客，当晚就住宿在解剖教室里。大家心里尽管充满了紧张和不安，还是打开行李就地开地铺睡觉，学院还要求每个人头上要用含六六六粉的帽子或手巾包着，好在我早就剃了光头，省了这一招。第二天一早大家嚷着要回宿舍，学院又规定，衣被按班级集中，送医院消毒，每个人只能穿最简单的衣物回宿舍，换下来的衣物，马上集中再送医院消毒。只要能回宿舍，大家乐意做任何事情。回到宿舍当然是大搞卫生，即便只有冷水，即使还在残冬初春的季节，二十来岁的大学生们，带着青春火热的躯体，把每层宿舍楼的洗澡间挤得暖暖和和。
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带着省卫生厅给医疗队员发的津贴（每人每月九元）和从恩施带回来的茶叶、厥粑去看望父亲。短暂几天的休息后就开始上课。
在这难忘的岁月里，我第一次向大班党支部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渴望着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这是革命的激流，这是时代的召唤，这是战友（同学）的榜样。不少同学在大学的岁月里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时代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