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任行医亦有50个春秋，翻眼睑无数，查眼底不知凡几。为眼疾者解除痛苦，为盲者送去光明。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经常教育学生和年轻医生观察要仔细，检查要细致，一丝一毫不能疏忽。询问病史要详细，写好病历，不得马虎。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深受病人的信任和爱戴。有一位林厚斌医师，是南京一家医院的放射科主任，她年轻时医生诊断患有先天性白内障，不能从事放射科工作，为此曾找陈任诊断。她回忆说：“工作不久，体检诊断我患有先天性白内障，为此必须改行。专业得来不易，要我改行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找了多位医生，检查结论都是一致，我突然想起陈任教授。陈教授在家里用手电筒对我的瞳孔看了看，就说：‘是胎核折光过强，不是先天性白内障。’接着又补充说，‘你可以到××医院找×××教授再核查一下’。陈教授的一句话使我平静几十年，以后的体检中虽多次被告诫，但我有陈教授的诊断，体检医生的话听过也就作罢。如今我已搞了四十年多年的放射工作，至今我的视力还是1.2和1.5。我要对九泉之下的陈教授说：还是您老水平高！”林医生又回忆说：“我有一熟人，发现自己的眼球不对称地外突，找了许多医生，做过若干检查，有的认为甲亢，有的认为是炎症，需要激素治疗。最后找到陈教授，经他仔细检查，果断地说：‘就是眼球后脂肪增厚，没有什么大问题。’一句话解除了他多年的心病，在以后的若干年里，病人双眼并没有什么病变，使他受益终生。”陈任即使在文革中，思想包袱极重，但接待病人依旧热情。诊疗桌前总是坐满病人。对病人的问题仔细倾听，有问必答，热情解释，态度温和，解病人于悬念之苦。对不治之症，他从不敷衍承诺，而是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说明情况，使病人不作无谓之功，徒费资源。
陈任退休以后，又孜孜不倦致力于社会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且以社会医学的角度对我国医学教育的改革进行了审视。事实上，早在抗战军医学校工作时，他就提出了实现公医制度和改造我国医学教育的设想，发表了很多文章。陈任对德国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魏尔啸非常崇敬。魏尔啸不仅在病理学上作出巨大贡献，还非常重视公共卫生工作。魏尔啸认为，完美的“健康”理念应该包括三个互相关联的层次，即“细胞健康”、“人体健康”和“社会健康”。他认为“医学科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陈任受德国医学家的影响，又看到苏联公医制度的成就，在回国后一直提倡社会医学（当时他称之为“政治医学”）。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成立社会医学科，他大为赞成。梁浩材（现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学教研室教授）当时还是位青年教师，经常向他讨教社会医学的问题，陈任也把自己未发表的论文给梁先生阅读，谈了很多关于社会医学的想法。以后林竟成教授（林是我国著名的公共卫生和医学管理专家，当时任武汉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与陈任，还有梁浩材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文中提出了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方向问题。他们尖锐地指出当前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培养的目标不够明确，知识领域不够宽广，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忽视对学生智能的培养。他们认为现代世界各国医学和卫生事业都先后朝着医学社会化方向发展，即国家和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担负组织卫生事业的任务，把医学和卫生事业纳入社会工程系统,实行现代化科学管理。我国亦应看到这一潮流，按新的要求培养新一代的医师。这一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医学院本科应以培养“通科医生”（即现在提出的“全科医生”)为目标。而不是各门学科的专家(如内科医师、解剖学家等)。通科医生应该具有牢固的基础知识和广博的医学知识，通科医生的工作地区应是在社区医院，他们深入基层，依靠群众，重视预防，是我国医学事业的中坚力量。
1993年陈任病重，武汉医学院领导多方关怀，医师努力抢救，终因年老不治去世，终年87岁。纵观陈任一生，经历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多个历史时期，医德高尚，为人师表。虽然日本侵略战争给他带来苦难，文化大革命使他遭受折磨，但他从不言放弃，充满信心，无怨无悔，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他顾全大局，一切以学校利益为重。他是一位医学专业人员，但在需要搞行政的时候，服从组织分配，“虽不愿亦事之也”，默默无闻做好工作，不图名利，更不以权谋私。当需要他回到技术岗位时，他也得心应手，以其精湛的医术为病人服务。他的高尚品德为大家所赞扬，追悼会上，众多的鲜花和唁电表达了他的学生、朋友、同事、同行对他的思念，以及对这位既是医生，又是教师，也是研究工作者，更是把青年人引入学术殿堂带路人的深深敬意。
（本文由陈任教授的子女陈英礼、陈英黔、陈黛莉、陈英汉等集体讨论，由陈英礼、陈英黔执笔成文。陈英礼：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已退休,曾任该系光学学科首席教授，光学与光子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陈英黔：曾任武汉市硚口区卫生局局长，已退休，1963年武汉医学院卫生系毕业。本文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