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年抗战岁月
孔钧口述 李旭玫访谈整理
1923年9月，我出生于河北省饶阳县耿尚口村，一个比较富裕的中农家庭。父亲有望子成龙的思想，在我四五岁时就教我读书写字。记得我最早读的一首诗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中的墙上挂有一幅画，中堂是一只猛虎，两边的对联是：“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在这种家庭环境熏陶下，我年少时期曾学过《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等国学经典书籍。
我八岁时才入小学读书，由于识字较多，一进小学，老师便让我读四年级。读完初小，我考进了县城的高级小学，那时我才十岁，是全班最小的学生。学校的课程除一般的文化课程外，还有一门政治课叫“党义”，讲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此外，每周一还有一次叫纪念周的课程，由校长读孙中山先生遗嘱，并向其画像行三鞠躬礼。
高小毕业后，我考进了河北省第十中学。学校离县城两三里路，是一所孤立的学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很安静。这时已经是1935年了，由于国民党在日本侵略势力的压力下，每个周一有个“周会”，由校长将学生集中在礼堂，讲一些教书育人的道理和时事新闻，再不讲三民主义了。另外，改增了读经的课程，内容就是孔夫子的《论语》。当时的教师中有少数思想进步的，其中一个音乐教师叫刘继芳，常常教我们唱一些爱国主义歌曲，如《在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等；还有个英语教师叫温溥民，他常常让我读一些爱国书刊，还帮我订阅了上海出版的《时事周刊》，常向我讲述“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况。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这些经历都对我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被迫辍学回家。
我老家处于河北省冀中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府官员逃走了，日军尚未占领广大平原地区，所以这一区域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局面。到了1938年春天，共产党逐渐在这里活动起来，并且在河北省深县成立了河北抗战学院，培养抗日干部。我报考并被录取后，于1938年9月报到，当时我才15岁，比规定的招考年龄小了两岁，个子也小，所以学院把我编到了第15队——少年先锋队，和成人大队学习一样的课程。当时主要讲统一战线、政治常识、游击战术、军训等几门课程。学院有个“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产物，我被吸收为“民先队”队员，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入学后，给我发了一套灰色军服。一日两餐，待遇是每天菜金五分钱，小米每天一斤半，没有食堂，冰雪天气都是在室外就餐，生活相当艰苦，学习三个月后，就结业了。
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冀中八分区农民抗日救国会任秘书，这时已是1939年春天了。当时农会的领导人都是红军时代的老共产党员，文化程度较低，有的甚至是文盲，我在这里算是小知识分子了。我会刻蜡板，就先做刻写工作，凡是需要动笔的事情都是我负责。当时农会办了个农会区级干部学习班，我就成了学习班的教员。我编了一本小册子叫《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主要是根据《共产党人》这一刊物的有关内容编写而成，地委发现后，认为编的还好，通俗易懂，于是决定将这个小册子发到农村党支部学习。
1941年上半年，我被调到武强县农会任宣传部长，党组成员，当时我办了个《村农会小报》，由我自编、自印、自发。那时日本鬼子不断扫荡，所以反扫荡成了常事。1942年5月，日军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叫“铁臂合围”，反复扫荡（简称五一扫荡）。日军将县城和乡镇全部占领，当时是三里一碉、五里一堡。日军还在各县之间挖掘了深沟，以防八路军活动。斗争环境十分残酷，由于当时党组织的思想准备不足，各级党政机关干部都被冲散，相互失去了联系，谁也找不到谁。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暂时回家隐蔽，过了一段时间才与饶阳取得了联系，并在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不久县委就把我调到饶阳县六区担任区委书记。
我所在的六区，有日军盘踞的据点，另外还有六个伪军驻守的碉堡。从表面上看已经是敌占区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恢复整顿各村党支部和村政府。因为在敌人的打击下，各村党政干部有的离家，有的不敢工作，使基层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各村党政组织逐渐恢复起来。
第二，执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各村为了应付敌人，都建立了“维持会”、联络员、乡公所，这些组织的负责人，都是党找可靠的人担任。名义上是敌伪组织，实际上都是为我们所掌握。
第三，开展地道斗争。开始是挖只能藏人的地洞。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曾被敌军包围在青县大曲头村，由于这村没有地道，只有能藏人的地洞，我们就钻进了一个小地洞。因为没有气眼，盖上洞口后，就断绝了空气流通，我们4个人藏在洞里，敌人不走，就不能出来。从上午到下午，时间一长，蜡烛的火光逐渐熄灭，显然是缺氧所致，但没有办法。缺氧直接导致大家被憋昏，丧失知觉，小便失禁。当时我像做梦一样，第二天敌人走后洞口打开，人们渐渐醒过来。我醒来一摸，手枪和文件包不见了，这是被早醒的人拿走了，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出洞的人听到洞里有响声，他们便将我救了出来。以后各地根据斗争实践，逐渐完善地道结构，洞洞相连形成地道，并有了瞭望孔、射击孔，以打击敌人。只要敌人一到，村中干部、青壮年男女，都入洞躲避，既保证了干部群众的安全，又可以灵活地打击敌人，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地道战。
第四，恢复和重建武装，逐步建立了四五十人的区游击队。由我任政委，主要是白天隐蔽，夜间活动，有时分散，有时集中，逐渐取得了对伪军的“制夜权”，就是使敌人夜间不敢出来。
第五，到1944年上半年，形势逐渐好转，我军开始了局部反攻。在我军的打击下，我区的六个碉堡都先后逃归县城，只剩下日军驻守的小堤镇据点。县委决定，这个据点由我区拔除，但是我区游击队只有五六十人，敌伪却有一百多人。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主要依靠我们敌伪内部的策反力量。枪打响后以里应外合的办法拔除了据点。当时我区有两位很得力的同志，一个叫郭兴，一个叫陈晶儒，负责敌伪方面的工作。我们有计划地派可靠的党员打进伪军内部进行策反工作。我有一个在中学要好的同学，叫刘德昌，在他父亲伪警察局长的影响下，他当上了警察所的警官，我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经过多次秘密接触，将他争取过来了，成了我们在敌伪内部策反的骨干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时伪军中大多数人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在我们枪打响后，只打死了两个伪军就取得了战斗胜利。此时我县除了县城还有日军占领外，广大的农村地区都被我们解放了。
随着战斗形势的变化，地委决定我们要扩大抗日根据地，决定成立“青沧交”县委（即青县、沧县、交河县）。这个地区是沿津浦铁路西面几个县的敌占区，当时只有一个县委书记常步青同志和我们几个县委委员，由我兼任七区区委书记。这个地区是一个回民较多的地区，有敌人的四个据点，对我们威胁很大。这时只有我一个人一条枪，我当时找到了一个当地转业的残废军人，叫李世芳。与他取得联系后，由他陪我活动。他熟悉情况，帮了我很多忙。为了加强领导，地委又派来了董木关同志任区长，同我一起工作。
不久，两个回民干部牺牲了，其中一个同志姓孔，我为了表示前仆后继的决心，故改名为孔钧，我本名叫宋保站。
当时为了开辟工作我主要抓了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农村党组织，因为没有党员，没有村支部，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渐从无到有，有七八成的村庄建立了党小组、党支部，为开辟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二，改善人民生活。在全区实行“合理负担”政策，人均土地在一亩半以下的群众不交粮款，使广大贫困群众减轻了负担，得到了实惠。同时发现该地有少数比较富裕的农民实有土地多却报的少。如实有土地50亩，只报30亩，这就瞒了20亩，少缴纳粮款，将负担转嫁到贫穷农民身上，于是我们就发动群众举报瞒田户，同时宣布自行报告者免于处罚，否则发现重罚。实行反“黑地”斗争使广大贫穷农民减轻了负担。因为我们一面搞抗日斗争，一面为广大穷人办好事，因此很快取得了群众的信任，这在开辟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抓武装斗争。我发现在当地回民中有个回民“侠客队”， 约有二三十人，他们搞“劫富济贫”，这些人都是穷人，被迫干这一行的。我认为这些人是可以争取为抗日力量的，便通过几个回民党员，同他们取得了联系，通过多次接触，感情逐渐加深，有了相互的信任。通过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接受了共同抗日的主张。于是，在我们的帮助下，将其中有严重恶习的人清除出去，在他们的同意下，将“侠客队”的名字改名为“回民抗日游击队”，之后又发展了3名党员，从此这支队伍成为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县委派了一个班作为我区的区小队，逐渐扩大到20多人。这两股游击队，经常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时已经是1945年上半年了，县委决定将我区敌伪据点逐个拔除。在这两支队伍的配合下，首先我们向敌据点崇仙镇开刀，在攻击时，由于有日军盘踞，战斗力较强，加之我们在敌伪军中的策反工作做的不是很好，所以在战斗中互有伤亡，没有取得胜利。但这一举动却震惊了敌人，迫使敌军很快撤走了。此后又经过一段斗争，敌军的几个据点均被迫撤走。这时除县城和津浦铁路的“兴济”据点外，其余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样就将敌人统治八年的敌占区变成了隐蔽的抗日根据地。
在开辟新区的工作中，我总结了四条经验。
第一，先从建立基层党组织下手。
第二，要开展地道斗争。
第三，要建立武装。
第四，要抓改善民生工作，实行“合理负担”以减轻贫困农民的负担。
我在开辟新区的座谈会上讲了这四条经验，得到同志们的认可。
在全国发起全面反攻的形势下，日军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各村纷纷游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现在我生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国家形势越来越好，我感到十分幸福。我希望能继续看到伟大祖国发展的美好前景，在有生之年我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以党章作为我行动的指南，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终身的追求。
（孔钧，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60年由省委组织部调往武汉医学院任党委副书记，至1983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