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磨灭的抗战记忆
宋绍瑛口述 潘群访谈整理
一、家乡沦陷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县。记得在日本人没来侵略之前，我那时有十六七岁，在家种地干农活。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东北三省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紧接着就到了山东。过了约一两年后，我还不到18岁，山东全省就已经被日本人占领。那时候山东省内已没有国民党，国民党军队也早就不在了。战争年代，日本鬼子执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杀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日军为了抓捕八路军而将一个村子的老百姓全部用机枪扫射；还有一次，日军扫荡，鬼子要强暴村子中一位大嫂的女儿，大嫂为保护自己的女儿，结果被鬼子的刺刀刺穿了脑袋。这些惨景在后来很多抗日战争影片中真实地反映了。
日本鬼子没来之前，我念过小学，但还没毕业就失学了。那时几乎天天都要躲日本鬼子，每天晚上基本上都不能在家睡觉。为什么呢？在我们村子的周围有好几个日本据点：北庄一个，离我们村有12里路；离西边8里路的石横有一个鬼子据点；东边也有一个；较远的在南边熊宇，距离村子有20来里路；最近的北边后山就有一个。日本鬼子在山上修炮楼，以此作为向周围村庄扫荡的据点。每个据点的鬼子人数最多也不到一个连的样子，其中大部分是伪军、汉奸，对这部分人村民们称他们为皇协军。每到晚上，这些日本鬼子的据点就不断有敌人出来，村民们不能睡好觉。只要听到有动静，听到有狗叫，村民就要赶紧逃跑，到附近的山上躲藏。敌人的据点很分散，鬼子来的方向也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晚上经常能听到村子外面的狗叫，因为农村的狗多。如果听到村子东边，或者北边有狗叫声，只要哪个方向有狗叫，我们就害怕，就马上向相反的方向跑。夏天村外有遍野的高粱地，当地人称为秫秫，每到夏季，这些高粱长得有一人多高，就是常说的青纱帐，人们就可以躲藏在大片的青纱帐中。有青纱帐的时候好一些，人好躲藏，没有青纱帐的时候，人们就向山沟里跑，再就是向没人的山上跑。
二、参加游击队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参加了肥城县当地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全称是山东泰安专区肥城县抗日游击队，是隶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的抗日区队，属于肥城七区，我老家就在七区大留庄。鲁西南山区比较多，比较有名的有大洪山等。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很小，县大队的活动范围就在县里，住在山区的多。游击队有五六十名队员，但没什么武器，基本上都是红缨枪、大刀片，再就是一个人有两颗手榴弹。枪太少了，总共只有十几支枪，子弹也很少，一支步枪有十发子弹就不错了。游击队员把子弹袋背在身上，空空的怎么办呢？队员们挖空心思，把高粱梗截成子弹那么长，装到子弹袋里，看上去鼓鼓的，好像很多子弹的样子，其实啥都没有。游击队活动的区域不大，方圆大约有十几里的路程。晚上有时进村子在村民家中休息，还需要经常换地方，常常一晚上要搬三四次家。队伍没去之前，还得先派人去把村口的狗拴在屋里。因为去的时候，怕狗叫，狗一叫，就容易惊动敌人。敌人虽然离得远，但是村子里还有汉奸，怕他们给鬼子通风报信。游击队进村的时候基本住在地主家里，因为地主不敢去报告，报告了地主也倒霉，日本鬼子知道了就要烧他的房子。游击队进到地主家休息以后，就派人在村子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放哨。派四个队员，每位队员带一个手榴弹，挎个篮子，像割草的农民一样在村口放哨，很隐蔽。队员不能拿枪，拿枪怕目标大。如果发现哪个方向来了鬼子，放哨的游击队员就扔手榴弹，我们听到动静，就赶紧撤退了，往爆炸声音相反的方向跑。
三、游击战
游击队主要在山区转来转去，每天的生活很紧张。游击队主要干什么呢？挖路，就是破坏敌人运输，不让敌人的运输队通过。一般都是晚上挖，挖了以后，日本人的运输队也就走不了了。有时候日本鬼子有少量运送物资的汽车，同时增加了随车保护的部队，我们就很难进行伏击或者破坏了。还有就是抓特务，抓汉奸，把这些人抓着以后，基本上就在村外面就地处决。当时也不敢打枪，有的打死以后丢到井里，有的干脆就在路边弄死。在我很小、还没当兵的时候就知道有八路军做这个事，我们当地老百姓叫路案。再有就是逢年过节，趁敌人松懈的时候，游击队晚上组织大家扰乱鬼子据点。记得当时的游击队队长徐勇带着大家到敌人炮楼跟前，开几枪，甩两颗手榴弹。枪还不能随便打，因为子弹没有多少。那个时候我们的手榴弹都是太行造的，质量很粗糙，发给每个队员很少不说，威力也很小。当时整个大后方（包括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很好的兵工厂。我听说在太行山一带有一个兵工厂，厂长是吴运铎，后来在一次生产事故中，吴运铎的眼睛被炸药弄瞎了。当时太行生产的手榴弹质量比较差，打开引信爆炸后，手榴弹一炸两开，没有什么威力，杀伤性很小。游击队的武器不如日本鬼子的武器精良，弹药也不充足。因为武器数量少而且质量差，所以我们很少和鬼子打仗，打胜仗更是罕见。基本上就是按着毛主席说的，和日本鬼子打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得赢也就是在得到准确的消息，敌人的运输队运输物资，找机会截击他们一下，并且速度要很快，打了就跑。同时也还是趁着有青纱帐的季节搞，没有青纱帐掩护，敌人容易看到、发现我们。
那些在战斗中负伤较重的伤病员，不可能被抬着走的，就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老百姓偷偷地给养着。伤病员养好以后又归队。当时，八路军武器装备都较差。独立团的要好一些，县大队和区游击队因为武器缺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老百姓，正是因为有了老百姓的支持，抗日战争才能最终取得胜利。抗日战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最终胜利是很难实现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石横镇的一个村庄外面开展行动，去抓一个汉奸。石横是一个大镇，镇子中建有鬼子炮楼，外面有一些农村房舍。在这次行动中，班长（姓栾）带着几个人趁着夜色闯进汉奸的家。就在游击队战士把屋门一脚踹开，刚进屋子的时候，那个汉奸看到情况不对，很快就丢了一颗手榴弹。趁着手榴弹还没爆炸，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汉奸跑走了。最后我们伤了两个人，牺牲了一个人，班长牺牲了。伤的这两个人，我们当晚就抬到附近农户家里暂时隐藏起来，搁了一天。到第二天晚上，游击队长徐勇请示了区上的领导唐区长，他们就和在黄河西里的独立一团联系，让我们把伤病员送到那里去。我们离黄河很近，过河以后，当天晚上就把伤员抬到了独立一团。
四、从事医务工作
我和几位同志一起把伤员抬到后方根据地的医院，那时候的医院条件很差。转交完病人以后，恰逢团卫生队要抽调人去后方医院，组建卫生训练队，培养卫生员，就把我调去学习了。学了六个月，学习的内容有包扎、战场救护等。毕业以后，就把我分到解放区和敌占区交界的地方，派两三名民兵把我送到一个村子——毛家铺。记得连夜赶到部队时，天都已经快亮了。我先藏在一个农民家里，等天亮以后，就到区队报到。我挎了个篮子，头上扎个毛巾，像一个农民一样，先回到家里。没待半天，我就去找区队，区队在茶儿庄，离我家有六里路。找到区队以后，区队就把我介绍到肥城县大队，分派到三连当卫生员。没到半年，因为独立一团有战斗减员消耗，要补充人员，我就随其他同志一起调到独立一团了。我去了以后被分配到团卫生队，从事医务工作。当时的卫生队长叫刘福，现在还健在。刘福是老红军，江西兴国人，是长征干部，参加过平型关战役，他把我留到团部卫生队里。1945年初，我先当了卫生队班长，以后又担任看护长，基本上一直从事战地医务救护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五、侵华战争的铁证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我所在的独立一团整体合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948年，在国内解放战争的一次战役中，我的左大腿负伤。负伤以后，我从前线退下来疗养。伤愈后就到武汉中南荣军管理总局担任医助。1950年，在中南荣军管理总局，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清水千代子。清水千代子是一名日本人，14岁在小学上学，后来学校全体跟随日军来到中国，在东北齐齐哈尔满铁医院学习，一直从事的是医护工作。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后，随日军医护人员被东北抗日联军收编。本来当时准备遣返回日本，后来因为第四野战军要建部队医院，缺少医护人员，就把包括她在内的几乎所有日军医护人员留下来，这样她就成为第四野战军的医务人员。不久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到武汉。在武汉，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会师，我们在中南行政委员会荣军管理总局相识。1950年左右，国家解放了，部队要授衔，但有文件规定，部队里的外国人特别是解放过来的日本人一律转为地方部队，不授衔。我们所在的荣军管理总局虽然也属于部队编制，也发衣服，但是也不授衔，这样，清水千代子等日本籍军医也转到我们荣军管理总局，我们就共同在管理总局的医务所工作，后来就走到一起。1951年，我们结婚后，清水千代子改名为宋毅。1956年宋毅加入中国国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清水千代子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作为抗日战争的共同亲历者，她一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经常提醒自己认识的人不要忘记那段历史。每次看到现任日本首相安倍否认侵华战争时，清水千代子就会说：“我就是铁证。我是怎么来到中国的，我就是日军侵华战争的铁证。”
（宋绍瑛，离休干部，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卫生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