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成长
刘鉴口述 吴瑞芳访谈整理
我自幼在汉阳乡下读私塾，1938年原计划到汉口读中学（因姑妈家在汉口），不久南京失守，日军炮轰武汉，武汉岌岌可危，江汉中学无法在战火中生存。我一时间无书可读，恰逢一位远房亲戚（称为姑父）要去延安，祖母开明、有眼光，支持我追随那位远方亲戚去延安，临走前还为我赶制新衣。那一年，我14岁。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给我们开了一封介绍信。我记得接待人员问我：为什么去延安。我说：打日本，救中国。
1938年7月，在去西安之前，我和姑父先在武汉开了个从武汉至汉中的难民证，但武汉没有到汉中的直达火车，只能先从汉口火车站乘火车至西安。到了西安后，在旅馆住下来，突然遇到日本宪兵背着枪来搜查，我们急忙拿出难民证，才躲过一劫。第二天一早，我们即坐黄包车到了八路军驻当地的办事处。当时在当地还有个托派，即托洛斯基派也打着马列的招牌，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就被托派拉去了。
到了办事处后，我们先安顿下来，等待人数凑够后，由组织统一派往延安。延安原本只是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镇，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寂静的小镇从此变成了革命的圣地。当时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背着行李，带着希望，源源不断地奔赴延安，并在1938—1939年形成高峰。
在以前，人们都是坐敞篷汽车去延安。我们那时恰逢国民党反共，敞篷汽车停运，只好靠两条腿走路去延安，一行人满怀革命的热情，风雨无阻，足足走了20余天。
1938年8、9月份，到了延安后，我被分配至陕甘宁边区中学读书，上了些文化课。不久，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中学搬迁至安塞县。半年后，1939年，我们又搬回延安的柳树沟。平日里，我们还开荒种地，自给自足。1939年冬，国民党在隆东（陕西东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乘此机会收回了一些地区。由于收复的地区缺少人手，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十二人去当地任职，我是其中一个，被分到了合水县的板桥镇模范小学当校长，走了一整天，90里路。这是我一生开始工作的地方。
半年后，我又到了县政府教育科任科员，不久又被派至西华池第二晚校（即当地党组织开办的晚上学校）任教导主任，我表面上是教导主任，实际上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区的情报人员。我们当时没有怕死的概念，离白区只有30里路也不畏惧，385旅的一个团驻在西华池。我的情报任务是收集从西安到陕甘宁边区一线的国民党的军事信息（如军队情况、装备情况等），收集这些情况主要靠驼队，驼队每天都有，当时西安的食盐主要从陕甘宁边区运来，返回时则带些布匹、肥皂等百货。这是1941年的事情。
在合水县工作两年后，1942年3月8日，我回到延安大学的行政学院学习。学了半年文化课后，1943年，整风运动开始，一直到1944年9月结束。虽然年轻，但经过整风运动的洗礼，观看苏联经典影片，受到很大震撼和鼓舞，我的政治立场更为坚定，思想更为纯正。整风运动后期，我给很多人写过鉴定结论，得到了相关领导干部的认可。
1944年9月，中央组织了359旅南下支队，支队中1、2团是战斗团，3、4、5团是干部团，1、2团掩护3、4、5团行军，我是359旅2团7连的文化教员。出发前，我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王震等同志的检阅，受检阅的照片如今还在武汉展览馆展出。我们南下支队靠走路，从延安行军至湖北。在南下途中，我军与日军打过两次遭遇战。
1945年2月，在过长江的前一晚，我发高烧至40度，不能随部队过江，就留在了广济县（现武穴市），任县指挥部的保卫干事，张体学（后任湖北省省长）当时是指挥部的负责人。后来，我又担任了广济县隆平镇副书记。在隆平镇，我一方面保护群众不受伤害，一方面组织群众成立互助组。互助组除轮流帮助每家每户做农活外，还有任务就是一旦发现敌情，立即通知群众隐藏起来。晚上，互助组在指定地点集合，由我给他们宣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抗日知识。湖北省的自助组，大概是从我们当时开始的。
日军由于兵力有限，去隆平镇的次数不多，镇上最坏的人是隆平镇警察局的警察，他们经常敲诈勒索老百姓。为打击这些坏警察，一天晚上，我组织群众从江边而上，狠狠地打击了他们一回。为防止他们报复打击群众，我又让人放风说是新四军的正规部队要来隆平镇。第二天，驻广济县的日军还坐船到隆平镇侦察。
抗战胜利后，我在武汉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宣化店办事处任储运员，我表面是储运员，实际上是新四军的情报人员。地下工作非常危险，需要时刻谨慎小心。我主要收集国民党司令部一个文书的情报。这个文书有个儿子曾是新四军。有一次，国民党得到了一份名单，是武汉地区地下党的人员名单。国民党把这份名单刻成钢板，复印后往下发。那个文书就带了一份名单回家交给他儿子，他儿子把名单转交给我后，我立即向上汇报，避免了地下党组织遭受迫害。
1946年6月，我被组织派往武汉做地下工作，表面是一个杂货铺的管账先生，实际上做的是收集情报的工作，杂货铺平常也是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地方。就这样，一直到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
武汉解放后，我恢复党组织关系，被安排在省公安厅工作。后来，省公安厅派我到归俘干校任教育干事，负责审查归俘人员的历史问题。
1950年10月，湖北省检察院成立，我被组织调去参与筹建工作，担任第一任秘书。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抽调人员赴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学习，我报名参加了学习班，收获很大。
1951年，正值中苏关系黄金时期，结束了中央政法干校的学习后，我留学苏联。我先在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担任了该校中国留学生的支部书记，后来听闻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师资力量更强，经教育部交涉，我们一行十余人又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
回顾抗战经历，我认为自己在抗日烽火中成长，在抗战烈火中锻炼。在党的培养下，我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始终坚持两点：肯干事，能干好事，也是一个敢于发言的人。
（刘鉴，原华中工学院外事处处长。）